▲ 艾瓦佐弗斯基（Y. Aivazovsky）：《君士坦丁堡》（1884年，Brest美術館）。隨著交通的逐漸發達，西方與東方的接觸在19世紀後日益頻繁——先是離西方較近的「近東」（Proche-Orient），稍後是「中東」（Moyen-Orient），最後才是「遠東」（Extrême-Orient）。受到近東與中東的啟發而形成的藝術創作，一般被稱為「東方風格」（orientalisme），它於19世紀初開始盛行；延續到浪漫派、寫實主義與印象派的時空。受到遠東諸國（日本、...
▲ 艾瓦佐弗斯基（Y. Aivazovsky）：《君士坦丁堡》（1884年，Brest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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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交通的逐漸發達，西方與東方的接觸在19世紀後日益頻繁——先是離西方較近的**「近東」（Proche-Orient）**，稍後是**「中東」（Moyen-Orient）**，最後才是「**遠東」（Extrême-Orient）**。受到近東與中東的啟發而形成的藝術創作，一般被稱為**「東方風格」（orientalisme）**，它於19世紀初開始盛行；延續到浪漫派、寫實主義與印象派的時空。受到遠東諸國（日本、印尼、越南、中國、印度）影響而興起的藝術風潮，則被稱為**「異國風格」（exoticisme）**，它盛行於19、20世紀之交，所謂「世紀末」的**象徵主義（symbolisme）**時空，也就是德布西、拉威爾的時代。此文將先介紹東方風格，另日再詳述異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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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洛（E. Giraud）的《紅衣的後宮佳麗》（1830年，亞維農Musée Calvet）。
下列幾項歷史事件，拉近了法國與近東、中東的距離，激起東方風格的興起：**拿破崙的征服埃及（1798-99）**，**希臘的獨立戰爭（1821-29）**，**法國的佔領北非阿爾及利亞（1830）**，**克里米亞（Crimea）戰爭（1854-55）**，**蘇伊士運河的通航（1869）**，**1855年與1867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
這些事件誘使許多西方旅行者、冒險家前往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東方」遊歷。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近東、中東一帶的地區，當時的歐洲人統稱為「利凡得」（Levant），原本的意思是「太陽昇起的地區」。浪漫派作家雨果在他的詩集《東方女人們》（Les Orientales）中定義這個地區：「……（它包括）希伯萊、土耳其、希臘、波斯、阿拉伯，甚至西班牙，因為西班牙也充滿東方情調，它受到北非的影響，北非則受到亞洲的影響」。
雨果所謂的「亞洲的影響」，指的是回教勢力的統治北非，北非人再將回教文化帶進西班牙。簡而言之，這整個地中海沿岸，**西方人眼中的「日昇的國度」，是陽光燦爛，艷麗多彩，充滿著繁複裝飾與交織線條，洋溢著官能性美感的回教世界。**與雨果同時期，也就是浪漫時期的一些遊歷者，他們到「利凡得」旅行之後，帶回了許多相關資料。這些遊歷者之中有些是文人、畫家或音樂家，他們的遊記、回憶錄、素描、繪畫，甚至有關音樂的記載，促成了東方風格的興起。雨果、梅里美（小說《卡門》的作者）到過西班牙，拉馬丁（Lamartine）、戈提耶（Gautier）、納瓦爾（Nerval）、弗羅貝爾（Flaubert）這些文學家，以及畫家德拉克瓦（Delacroix）、音樂家聖賞斯（C. Saint-Saëns，國內常譯為「聖賞」或「聖桑」，由於字尾的“S”必須發音所以改譯為「聖賞斯」）等，都曾遊歷過地中海周邊的某一個或某些地區。東方風格在浪漫時期興起，讓西方藝術家們到歐洲以外的廣闊、未知的天地去尋求豐富的創意。
# **帝國主義式的東方風格**
聖賞斯〈法蘭西軍隊進行曲〉中，高鳴的軍號聲、雄勁渾厚的氣勢令人震驚，它誇示著法國殖民軍隊壯盛的軍容，表露出帝國主義統治者的躊躇滿志。該曲是《阿爾及利亞組曲》（Suite algérienne, op.60）的第四樂章；其他三個樂章分別是：〈前奏曲——隱約在望的阿爾及爾城〉、〈摩爾狂想曲〉、〈布利達城黃昏的沉思〉。
終生為肺疾所苦的聖賞斯，由於需要較乾燥、溫暖的氣候來抒解病情，曾數次到北非度假，且病逝於阿爾及利亞的首都阿爾及爾。因此，它與北非的關係非同尋常，當地的風土人情與民間音樂曾在他的某些作品中留下鮮明的痕跡，例如他的幾首鋼琴協奏曲或鋼琴獨奏曲的某些段落。他的《波斯歌曲集》（Mélodies persanes, op.26）或歌劇傑作《參遜與妲莉拉》（Samson et Dalila），其波斯、希伯萊的題材雖不屬於北非範圍，但他仍然依據他的北非印象來醞釀一種籠統的東方情調。**聖賞斯就像大部分的東方風格作曲家，未曾深刻體會、瞭解東方的風土人情與音樂，而是憑著粗淺的、表面的印象，以音樂表達出西方人心目中的東方。**這類音樂有時在不知不覺之間流露出殖民主義式的，傲慢自得的侵略性，有如上述的〈法蘭西進行曲〉一般。幸好這類西方優越感的音樂只是相當少數，還有其他許多具正面特質的東方風格音樂，值得我們在下文中去體會。
在美術的領域中，拿破崙時代的一些「御用畫家」記錄性的、歌功頌德的畫作，早在18世紀末，拿破崙入侵埃及時，充分展現出侵略性的東方風格。在攝影尚未發明的時代，這些畫家有如日後的戰地記者般，以大畫幅記錄下一場場激烈的戰役。戰爭電影般的俯攝全景（panorama），被法國軍隊有如禽獸般屠殺的「野蠻」北非人，十足顯示出震撼的侵略性。瓦托（F. L. J. Watteau）的《金字塔之役》一圖，彷彿喚起了拿破崙在該場戰役中講過的一句傲慢的名言：**「士兵們！四千年歷史的金字塔正看著你們！」**
瓦托、葛羅（A. J. Gros）、吉羅岱（A. L. Girodet）以及其他一些較不知名的畫家的這類令人怵目驚心的畫作，主要被陳列在凡爾賽宮的「法國戰史畫廊」裡。
▲ 瓦托（F. L. J. Watteau）的《金字塔之役》（1794年，Valenciennes美術館）。
# **虛擬的東方風格**
在歌劇《參遜與妲莉拉》（或譯為《霸王妖姬》，1877年）中，聖賞斯只在某些片段中，以熱烈的節奏，無精打采而充滿半音的旋律，營造出狂歡的、官能性的「阿拉伯式的效果」，例如第三幕中縱情聲色的狂歡慶典（bacchanale）。聖賞斯模仿著北非音樂的效果，卻在一封寫給他母親的信中，透露出他並不重視這類音樂：
**「……此時正值先知穆罕默德的節期，土著們的鐃鈸聲簡直就像鐵工廠的音響一般，多麼喧嘩吵鬧！」**（1887年5月28日）
聖賞斯無論如何見識過北非的音樂，與他同時代或比他稍早的一些作曲家，不僅沒到過東方，也幾乎沒有機會聽到阿拉伯音樂，就譜寫出「東方風格」音樂來了。這類或許我們可稱之為「虛擬的東方風格」（Pseudo-orientalisme）音樂，以歌劇最常見，它們具有東方式的情節、佈景與裝扮，音樂中的東方成分卻微乎其微。例如羅西尼的《阿爾及爾的義大利少女》（1813年）完全在炫耀花腔與美聲；馬斯奈（J. Massenet）以埃及為背景譜成的《泰綺思》（Thaïs），劇中著名的〈冥想曲〉，你是否聞得到絲毫的東方味道？這些在東方風潮下應運而生的歌劇為數不少，以下是較知名的幾個例子：波伊廸厄（F. A. Boieldieu）的《巴格達的酋長》；凱魯碧尼（L. Cherubini）的《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1833）；比才（G. Bizet）的《雅米蕾》（Djamileh，1872）；德利伯（L. Delibes）的《拉克梅》（Lakmé，1883）。
▲ 德拉克瓦（E. Delacroix）的《席歐島的大屠殺》（1822年，羅浮宮）。
# **浪漫狂放的東方風格**
當許多膺品式的東方風格音樂、美術大行其道的同時，一股時代熱潮卻激勵著少數有才氣的藝術家們去創作有感覺、有深度的東方風格作品，這股熱潮被稱為**「希臘獨立風潮」（philhellenism）**：長久被土耳其人回教勢力佔領的希臘，事實上是整個西方文明的源頭；1821年希臘人爆發革命，屢遭鎮壓、屠殺，引起西方普遍的關注；英國詩人拜倫（G. Byron）前往支援，卻在1824年死於米索隆基（Missolonghi）；後來在西方的支援下，納瓦里諾（Navarino）戰役的敗北讓土耳其勢力退出希臘。
▲ 德拉克瓦的《薩達拿帕勒王之死》（1827年，羅浮宮）。
早在拜倫死亡的前兩年，日後將成為法國浪漫畫派主將的德拉克瓦（E. Delacroix），**以《席歐島的大屠殺》一圖，回應剛興起的希臘獨立風潮**。此畫戲劇性的效果、陰沉的色調，讓東方風格具有非凡的震撼性。無獨有偶地，在拜倫死後一年，日後將成為法國浪漫樂派主將的白遼士（H. Berlioz），以洶湧澎湃的音調譜成了《希臘革命》，儘管此時年僅22歲的白遼士筆法尚未成熟，樂曲中卻洋溢著直覺式的衝勁與激情。
在此期間，年輕的白遼士三度參與官方「美藝學會」舉辦的「羅馬大獎」甄試，都因作風太自由、大膽而遭淘汰或未能獲得首獎。1830年，白遼士第四次應試時，故意將作品寫得規矩些、保守些，以迎合評審們的口味，終於贏得大獎。他參加該次獎考而創作的清唱劇《薩達拿帕勒王》（Sardanapale）的劇本，源自拜倫1821年的同名悲劇，該劇無疑是在希臘獨立風潮興起的初年應運而生的，劇中洋溢著鮮明強烈，甚至是近乎色情、暴力的東方風格：巴比倫的薩達拿帕勒王，在敵人攻入城之前，將所有後宮佳麗、寵物愛馬全部屠殺，最後放一把火將宮殿燒了，玉石俱焚，無一倖免。
白遼士與德拉克瓦之間，無疑具有令人驚異的平行性，儘管兩者之間並無交往與互動：在上述的白遼士清唱劇兩年之前，德拉克瓦同樣地根據拜倫的悲劇，繪成了他的名作《薩達拿帕勒王之死》！不穩定的構圖、大膽的色調、強烈的對比與動態所造成的非凡震撼性，雖超過了白遼士為了獲獎而「裝乖」譜成的音樂，然而紙畢竟包不住火，該曲洋溢著的激情與多彩，預示了稍後即將完成的《幻想交響曲》。
▲德拉克瓦的《室內的阿爾及爾女人》（1834年，羅浮宮）。
▲ 安格爾（J. A. D. Ingres）的《後宮佳麗》（1839年，麻薩諸塞州Fogg Art Museum）。
# **理想美的東方風格**
希臘獨立風潮蔓延開來，希臘終於獨立之際，另一位浪漫派的巨人 ─ 文學家雨果（V. Hugo），透過他的詩集《東方女人們》（1829年）將這股潮流推向最高點。有別於浪漫派慣有的熱烈與激情，雨果在此詩集中，冷眼旁觀地、保持距離地，以冷靜而細膩的筆觸描繪出不同地區的東方女人多彩多姿的美感，她們時而含蓄神秘，時而多情善妒，時而魅惑冶艷。在雨果生花妙筆的引誘下，讀者們有如「偷窺狂」般地沉迷於那些被理想化、被美化的東方少女。
這些詩日後經常被譜成法文藝術歌曲，**首開風氣的仍是白遼士**，他根據詩集中最著名的兩首詩譜上音樂，**一是《女奴》（La Captive）**，**另一是《浴女莎拉》（Sara la baigneuse）**。《女奴》渲染出一位被賣到東方後宮中的少女的微妙心境：**「假如我不是女奴，我將愛上這個國度，它那抱怨的海，它的玉米田野，它的繁星無數，假如陰暗的牆上，土耳其的軍刀不在黑影中閃耀……」。**
《浴女莎拉》敘述一位東方鄉下少女在泉水邊戲水、沐浴的嬌態，她卻羨慕著後宮后妃們的豪華浴池。白遼士暫時擺脫了他平常狂放激越的語法，以澄澈透明的和聲來具現波光的閃爍，以「卡農」的方式來影射少女與水中的倒影。此曲總共有4個不同的版本，可見當時的廣受歡迎：男聲四部重唱與樂團；男聲四部重唱、合唱團與樂團；三個合唱團與樂團；女高音、女中音重唱與鋼琴。
**在白遼士之後，數位作曲家根據雨果或其他詩人的作品譜寫東方風格的藝術歌曲，曲風經常是細緻婉約的，**諸如拉羅（E. Lalo）的《沙漠再見》、《女奴》、比才的《阿拉伯女主人的告別》、聖賞斯的《波斯歌曲集》，佛瑞的《伊斯法罕的玫瑰》。這些歌曲有如安格爾（J. A. D. Ingres）以東方後宮嬪妃為題材的畫作一般，以勻稱的形式，柔和流暢的線條，典雅的用色，體現出理想化的東方女性美。
▲貝利（L. Belly）的《前往麥加的朝聖者》（1861年，奧塞美術館）。
# **一部被忽略的傑作**
在這些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的浪漫時期東方風格音樂中，經常受到行家們推崇的，是一部具有三大部分，長達五十分鐘的大規模清唱劇——菲**力西安．大衛（Félicien David）的《沙漠》（Le Désert，1844年）**。儘管大衛不是一般人認識的作曲家，《沙漠》目前甚少被演出。大衛是「聖西蒙會」（Saint-Simoniens）的會員，那是一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宗教團體，倡議教會應抱著入世的精神，深入社會基層與民間，以改善人類的生活。1833至1835年間，大衛隨著該會到東方諸國執行任務，回法國後，將遊歷埃及的經驗譜成**「交響讚歌」《沙漠》——具有說白、男高音獨唱、男聲合唱與管弦樂團的清唱劇。**
▲ 清唱劇《沙漠》樂譜插圖。
大衛時而以管弦樂描出寬廣的地平線，時而以合唱唱出悲天憫人的、博愛精神的對東方的讚頌與關懷，音樂中洋溢著令人無法抗拒的溫情與人性，而與聖賞斯的侵略性成為兩個極端。大衛除了具有慈悲的心之外，還擁有敏銳的耳朵與技巧，他將他在埃及聽到的東方音樂憑著直覺轉化成西方式的呈現，卻顯得相當流暢自然。例如《穆安津的歌唱》一曲中，以男高音相當高的音域，唱出飄逸蜿蜒的旋律，具現出穆安津（muezzin）在清真室尖塔上呼喚回教徒進行禱告的情景。
**《沙漠》首演後曾廣受歡迎也得到白遼士所寫的樂評的稱讚，後來卻逐漸被一般人忘記，可能受限於太多的獨白與歌詞。若能在演出時以字幕打出歌詞翻譯，應能消除這個限制而有助於它的重新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