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樂誌】《西班牙交響曲》的尷尬處境——法國作曲家拉羅200歲冥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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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拉羅:小提琴樂曲唱片封面,其中多首樂曲為當時首錄,可見受到的忽視;1865年,42歲的拉羅像;拉羅:鋼琴三重奏唱片封面《西班牙交響曲》(Espagnole Symphonie),喜愛小提琴樂曲、或協奏曲的樂友多應聽聞:名為「交響曲」而實更近似協奏曲,多達5個樂章卻常被省略其中一、二等奇特情況,獨特的節奏、婉轉的旋律,還有濃郁的民族風情……我並不太喜歡!即使聆賞熱愛的歐伊史特拉赫、偉大的海飛茲等演奏家,對這首樂曲的...
▲(左至右)拉羅:小提琴樂曲唱片封面,其中多首樂曲為當時首錄,可見受到的忽視;1865年,42歲的拉羅像;拉羅:鋼琴三重奏唱片封面
《西班牙交響曲》(Espagnole Symphonie),喜愛小提琴樂曲、或協奏曲的樂友多應聽聞:名為「交響曲」而實更近似協奏曲,多達5個樂章卻常被省略其中一、二等奇特情況,獨特的節奏、婉轉的旋律,還有濃郁的民族風情……我並不太喜歡!即使聆賞熱愛的歐伊史特拉赫、偉大的海飛茲等演奏家,對這首樂曲的精彩 演繹,仍難免覺得,這是個對西班牙沒什麼深度了解的人,將民族風情的刻板印象匯聚,塞在一首樂曲中呈現出來——就像柴科夫斯基批評拉羅的小提琴協奏曲「*刻意努力為音樂注入一種狂野和狂想的特色*」。直到聆聽科崗、蒂博的詮釋,還有丹麥吉他演奏家拉爾斯.漢尼拔(Lars Hannibal)改編為吉他伴奏等版本,才稍微改觀,覺得這首樂曲原來沒有印象中那麼糟糕……
▲科崗(Leonid Kogan)是已故小提琴名家中,少數完整錄製《西班牙交響曲》5樂章的一位
樂曲中的民族成份和作曲家的血緣一樣頗有爭議。作曲家愛德華.拉羅的兒子皮耶(Pierre)後來成為巴黎知名的樂評家,一再向人聲稱自己的祖先擁有西班牙血統,而過去的生平介紹也往往沿用。可是,經音樂史家、傳記作家用心考證,拉羅的祖先自16世紀起即居住於法蘭德斯地區和法國北部,卻完全找不到佐證其西班牙血統的資料。直到細心的研究者指出:拉羅的母親、乃至家族前幾代母系長輩方面,曾有不只一位的原本姓氏來自西班牙。
然而,拉羅本人對西班牙的理解程度未必特別深刻,他對異國風情興趣廣泛,還有《挪威狂想曲》、《俄羅斯協奏曲》等小提琴與管弦樂編制的樂曲均帶有特定地區的風俗色彩,至於其他類型樂曲中引用的異國色彩,更不知凡幾,只因知名度遠為不如,所以也沒什麼人去詢問他的公子其家族是否也有這些國度的血緣。
有一些樂曲介紹將往後法國樂壇的西班牙風格作品歸功於《西班牙交響曲》的影響,特別常被舉為例證的是比才的歌劇《卡門》——這比血脈之悠邈難明更全屬謬誤。《卡門》只比《西班牙交響曲》晚不到一個月上演,絕不可能在20幾天內臨時跟風加入西班牙元素。《卡門》故事背景原本就設定在塞維利亞,而音樂中的西班牙元素,更可追溯到比才結識當時最著名的聲樂家族小曼紐爾.加西亞和維亞多夫人兄妹,因而知曉包括民謠〈鴿子〉(La Paloma)的作者、「法國王后的聲樂老師」塞巴斯蒂安.伊拉迪耶(Sebastián de Yradier)在內的西班牙音樂。
加西亞家族將西班牙音樂帶到巴黎,至少可以追溯到蕭邦、甚至老加西亞與羅西尼在花都合作的1810年代,只是其時異國色彩在音樂中尚未彰顯。拉羅亦為維亞多夫人的藝文沙龍之常客,何況,即使僅於他個人的創作之中,尚有其他樂曲如:小提琴曲《吉他》、弦樂四重奏之第3樂章等,均帶有西班牙風,其中1856年出版的6首歌曲中《吉他》的西班牙風格,乃為配合作為詞的雨果(Victor Hugo)之詩,早於《西班牙交響曲》10多年,屬於當時法國長久廣泛的異國風情潮流中的一部份,絕非拉羅之創舉。
事實上,拉羅對布列塔尼文化之熟稔並不稍遜,他知名度僅次於《西班牙交響曲》的大提琴協奏曲,還有歌劇《伊斯國王》(Le Roi d’Ys)等樂曲,都深受該文化影響,這也更符合其出生地:法國北部的里爾(Lille)。
然而,尷尬的是,除了《西班牙交響曲》這首名不符實的「類」小提琴協奏曲,和知名度勉強尚可的大提琴協奏曲之外,拉羅其他的樂曲知名度都算不高。即使部份評論家指稱,小提琴協奏曲的品質內涵甚至更勝一籌,然而被演奏的次數遠遠不及。無論個人好惡,如果沒有《西班牙交響曲》這首名作,拉羅恐難避免遭世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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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吉他》(Guitare Op. 17, No. 1)
拉羅各項創作的地位,幾乎都處於類似尷尬狀況,更廣泛地說,這反映當時法國音樂的整體窘境,亦不為過。
愛德華—維克多—安東尼.拉羅(Édouard-Victoire-Antoine Lalo)生於1823年1月27日,當時在世的法國音樂家除了白遼士創作成績較為多元,其他較知名音樂家,如:阿萊維(Fromental Halévy)、阿道夫.亞當(Adolphe Adam)、安布魯瓦茲.托馬(Ambroise Thomas)等,幾乎都以芭蕾或歌劇聞名——而後世較熟知的往往也都幾乎只有他們一、二齣劇目。這呈顯法國樂界當時的困境。
法國是西歐大國,其軍政、文化實力都舉足輕重。音樂方面,在中世紀巴黎聖母院樂派、新藝術,文藝復興時期的弗萊芒樂派、勃艮第樂派等,法國音樂家都佔有重要地位。然而,義大利音樂的崛起使得法國逐漸相形失色。即使如此,在面對風靡大半歐洲的歌劇風潮中,法國尚能獨樹一幟:改良芭蕾舞使之青出於藍、再獨創抒情悲劇等劇種,在巴洛克時期免於像德奧地區幾乎遭義大利歌劇全面征服。
即使歌劇潮流難以抗拒,直到古典、浪漫之交,德奧音樂興起,器樂音樂受到重視,法國樂壇耆老還敢於持續抱持優越感,並引義大利以自重,對貝多芬等的成就採取冷淡視之的高姿態。白遼士在1830年代以來寫下許多文章,悲哀地見證自己的音樂傑作在德奧地區受到肯定,卻在法國國內遭到忽視,成為這種環境中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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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羅正式編號第一號作品,為自己擅長的小提琴譜寫:原創幻想曲(Fantaisie originale, for violin & piano in A major, Op. 1)
年輕一輩音樂人面對這種情況,亦不得不省思。文化史家甚至認為這是當時法國整體的現象:文學界的福樓拜、勒南、波特萊爾,科學界的巴斯德等1820世代,年輕時都不得不與誤解和敵意抗爭,長期在工作室的寂寞中,耐心地等待世人警醒,以揭示他們的天才為人類福祉所取得的成就。
比白遼士晚20年,法國音樂界1820世代的後起之秀代表是法朗克(César Franck)、歐內斯特.雷耶(Ernest Reyer)和拉羅。除了雷耶因為歌劇而得於30歲前後紅極一時,另外以器樂受人重視的二人,都必須等到中年以後,與更晚世代攜手合作,才獲得應有重視。
法朗克出身地屬今天的比利時,而拉羅早年在家鄕所學,亦與當時首都巴黎的主流相差甚遠。他後來曾在信件中提到他終身奉為圭臬的指導:
*身為里爾音樂學院的學生時,我的老師是一位老德國人——鮑曼先生(Mr. Baumann)——古代指揮家類型,嚴肅而博學,他不斷地告訴我*:「*努力學習;厭惡平庸和傳統,但不要陷入刻意求怪異的錯誤;避免輕易的成功;只寫你自己發現的東西,永遠不要向你的鄰人(同行)借用任何東西,一顆孤獨的音符比大量的模仿更有價值*。」
拉羅16歲時確立音樂為未來志業,遭到以軍官家世為榮的父親反對,因而離家前往首都,而後進入巴黎音樂院,而小提琴方面的老師哈貝內克(François-Antoine Habeneck),就是在巴黎推廣貝多芬的早期關鍵人物之一。另外,作曲方面的老師舒爾霍夫(Julius Schulhoff)出身波西米亞,長期處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而舒爾霍夫早年在德勒斯登、萊比錫等日爾曼地區建立事業,樂風深受影響。拉羅後來毀掉自己早年不少作品,就包括兩首交響曲。所以,在老師們的教導薰陶下,拉羅屬於一改法國前輩貶低態度,改為正視、學習德奧音樂的新世代。
▲第1號鋼琴三重奏Op.7,拉羅的相關創作在法國室內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