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樂誌】小提琴大師克萊斯勒東亞行100週年（5）日本關西
▲（右）京都節目單封面；（中）克萊斯勒和京都愛樂協會及音樂俱樂部的成員；（左）克萊斯勒和「近代日本畫先驅」竹内栖鳳合照
在東京、橫濱演出之後，克萊斯勒離開日本關東地區，5月8日在神戸舉行關西初公演。雖無一盛況超越東京，但克萊斯勒在關西地區演出的城市比關東更多：神戶、大阪、名古屋、京都各公演2場。
如同臺灣南、北部難免差異，日本關東、關西的差異更是不小。以東京為代表，舊時為武士之都，故而關東風氣遵守秩序、謹慎穩重；以大阪為代表，過去為商人聚集地，心直口快、民風豪邁，至今日本文學影視動漫作品中，仍常以標準腔與關西腔來區別人物出身和基本性格。
自延曆十三年（794年）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到明治元年（1868）遷都東京為止，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號稱「千年王城」，擁有極為豐富的歷史古蹟和文化傳統。然而，一定程度上類似臺灣的舊府城臺南，在政治中心轉移後，首府地位不再。日本首都遷移至東京，皇室、公家和大量商人也都遷往關東，京都乃至整個關西地區都感到面臨巨大的危機。當地政經界採取大量措施試圖挽回局面，包括文化和教育事項：創建京都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試圖使之成為西日本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的中心，並於大正四年（1915）設立大阪音樂學校。
▲在大阪市中央公會堂5月11日第三節的小品第1首為庫普蘭《女才子》，為克萊斯勒假冒前賢之名譜寫（La Précieuse in the Style of Couperin），連結錄音的伴奏者正是陪伴克萊斯勒東亞行的勞切森
大阪擁有「上方之地歌」和「人形淨琉璃」等傳統音樂文化，雖然在因應脫亞入歐的國策，趕上西化潮流方面，關西整體落後於關東，亦積極推廣各種西方文明，包括音樂。
在西方人士輸入方面，京都和阪神之間，自明治時期以來，建立許多私立教會學校，提供接觸以讚美詩為代表的西方音樂的機會。明治時代以後，神戶設立僑界，也加強了阪神與西洋文明的聯繫。因為九州的長崎距離東亞沿岸較近（克萊斯勒亦經由長崎前往朝鮮和中華民國），大正時代，俄羅斯部份流亡音樂家開始居住在阪神地區。
在日本國人提倡方面，明治時期，陸軍第4師團軍樂隊開始在大阪活動，在關西地區的西洋音樂傳播中，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因為軍備調整，軍樂隊遭裁撤，明治卅二年（1899）在大阪天王寺公園奏樂堂舉行告別音樂會，以海頓《告別》交響曲的終樂章作為結束，樂手們循其典故，依序離開舞台。同年 6月1日，樂隊隨即重生為大阪市立樂團。
風氣所趨，以九州帝國大學為首，管弦樂團作為大學課外活動，積極開展。隨即京都天皇樂團於大正五年（1916）開始在國立大學活動。京都帝國大學亦自次年（1917）開始推動學生交響樂運動，發起「音樂啟蒙運動」和組建市民樂團等，並確立「京都應該成為音樂藝術的聖地」的口號。京都帝國大學甚至比東京帝國大學的更早組織起學生樂團。這些業餘樂團對日本管弦樂的初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大正三年（1914），在關西兵庫縣寶塚市成立女子歌劇團（在現在覺得日本特色十足的團體，當時可是被視為典型的洋化表演）。就在克萊勒訪日這一年，奧地利指揮家約瑟夫．拉斯卡（Joseph Laska，1886～1964）經俄羅斯來到日本，並居住於關西地區至1935年。在他的領導下，原本為寶塚女子歌劇伴奏的樂手們發展為交響樂團，為西方音樂在日本的傳播做出重要貢獻，其中包括進行布魯克納多首交響曲的日本首演。拉斯卡並教導貴志康一和市場幸介等日本早期西洋音樂家。為表感念，京都還於2014年11月舉行拉斯卡逝世50週年紀念音樂會。
此外，明治時代，小提琴、風琴和曼陀林開始普及；大正時代，鋼琴也隨之普及，並積極舉辦「慈善音樂會」。在明治時期，這類音樂會多為日本傳統和西方音樂的混合，但大約在大正初期，逐漸統一為內容只有西方曲目的音樂會。而且，進入大正時代，日本國內獨奏家的名字逐漸頻繁出現在西方音樂會中。
大正七年（1918）開始，「鋼琴俱樂部」和「樂友會」等關西音樂組織陸續成立，愛樂者們活躍起來。生活在大阪市天王寺區的鋼琴家天野愛子及其家人於大正八年組織女子團體「清樂會」，宗旨為「研究洋樂的進步和發展，為社會的文化做出貢獻樂友會」，並獲得日本樂器精造株式會社等的支持，發行《清楽》古典音樂月刊，定期主辦音樂會，還協辦戈多夫斯基、津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克萊斯勒等人的關西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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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中央公会堂5月11日第三節的小品第2首為塔替尼《變奏曲》，應為克萊斯勒假冒前賢之名譜寫（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Corelli （In the style of Tartini）
克萊斯勒神戸關西初公演，和次日再公演，演出場地——聚楽館，典故來自太閣豐臣秀吉的「聚楽第」，於大正二年（1913）開幕，後來被譽為「文化的泉源」、「日本的榮耀」。因為在建築風格和管理方式上均仿照東京帝國劇院，所以綽號「西の帝劇」。
當時許多演出者，造訪帝劇隨後亦會到此，例如：艾爾曼、津巴利斯特、海飛茲（Jascha Heifetz），俄羅斯「芭蕾女皇」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梅蘭芳訪日時，也在此演出京劇『貴妃醉酒』、『天女散女』等。
與克萊斯勒同樣因為錄音而獲得盛名的義大利女高音亞蜜莉塔．加麗—庫爾奇（Amelita Galli-Curci），更以「貴族氣質和寶石般的高音」，在日本洋樂表演史上留下強烈印記。以致故事背景在約20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神戶大空襲後的動畫名作《螢火蟲之墓》（火垂るの墓），在悲哀的最後一幕「羽生の宿」的插入曲〈甜蜜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就採用為加麗—庫爾奇演唱的SP唱片。
不像如今日本唱片公司集中在東京地區，從明治時代到昭和30年代的SP唱片時代，關西地區共有過近60家公司、近200種廠牌。大正時期，日本國內唱片更絕大部分在關西製作。
克萊斯勒的演奏會節目單上，曲目末尾還特別註明：使用史坦威鋼琴（CONCERT GRAND PIANO: STEINWAY & SONSスタイン、ウエーピアノ使用）。當時，史坦威公司的霸權正大肆擴張，日本新興的鋼琴產業可能也被視為潛在威脅。
山葉公司（ヤマハ株式会社= Yamaha Corporation）的創始人山葉寅楠於明治二十年（1887）首次製作風琴，並自明治卅三年開始生產直立式鋼琴。不過，這家樂器公司自大正十年（1921）應日本皇軍的要求，開始兼營製造軍用飛機螺旋槳。隨著日本國策由船堅炮利野心膨脹為軍備擴大，也拖慢山葉公司在樂器製造上的成績。
山葉公司在靜岡縣西部濱松市，位於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工業帶，正處於東京和大阪的中間位置，但於大正十一年（1922）開設大阪分店，與原本在當地的銷售合作夥伴——日本最古老的西洋樂器店、前一年剛成為史坦威日本總代理的大阪開成館（三木楽器株式会社的前身）競爭。
史坦威公司建立霸權的過程中，曾透過一些手段妨礙著名演奏家使用其他廠牌鋼琴。就在山葉公司設立大阪分店次年、克萊斯勒造訪日本這一年，遠在歐洲的大師許納貝爾（Artur Schnabel）抱怨：「史坦威拒絕讓我使用他們的鋼琴，除非我放棄彈奏我在歐洲用了很多年的貝希斯坦鋼琴（Bechstein）。他們堅持要我在世界各地都只用史坦威彈奏，否則他們不會提供我他們在美國的鋼琴。這就是為什麼從 1923年到1930年我沒有重返美國（演出）的原因。」史坦威公司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在戰後山葉公司生產量直線上升，並於1969年躍升為世界鋼琴銷售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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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中央公会堂5月11日第三節的小品第4首為克萊斯勒改編德弗夏克"Indian Lament"，當時譯為《印度人の哀歌》。此曲出自德弗夏克：G大調小提琴和鋼琴奏鳴曲，Op. 100，在美國紐約創作，受原住民音樂和黑人靈歌影響。第二樂章Larghetto特別受歡迎，以致出版商擅自添加標題單獨出版，而克萊斯勒沿用之，所以實應譯為《印地安哀歌》（今亦譯為《黑人哀歌》）
大阪之後，克萊斯勒又到京都、名古屋、神戶演出。在古城京都，克萊斯勒受到特別熱烈歡迎。西本願寺的大谷伯爵等多位貴族名流設宴款待。在東京時，皇子曾以天皇的使者身份來到克萊斯勒下榻的旅館，「賞賜」一枚小菊花式樣的領帶別針。見慣各國王室貴族致贈大批謝禮的克萊斯勒夫人，私下還埋怨竟以這麼一朵小菊花打發她的大師丈夫！然而，如今人們都知道：「十六八重表菊紋」可是日本天皇家徽！所以，在當晚出門時，夫人哈利葉特出於禮貌，將這枚她不太看得上眼的小菊花別在克萊斯勒的領帶上，「他們剛剛走出去，碰到的第一個日本人看了一眼菊花別針，馬上就對他們致以隆重的三鞠躬，並且一直護送到他們上車。那天晚上無論他們走到哪裡，別針上的菊花都成為大家注目的中心，並把克萊斯勒和哈利葉特當成皇室對待。直到晚飯之後，他們才終於知道這朵小菊花何以如此神奇：克萊斯勒要付帳的時候，被告知說不必了，因為他們是天皇的客人——有這朵菊花為證！天皇的禮遇在前，其他種種殷勤更是紛至遝來。」
這份禮遇也沿續到京都，包括神道教主——天皇的結義兄弟。江戶時代，日本國學系儒學家即倡導壓制佛教和民間信仰，通過尊崇神道教，推行皇室崇拜，達到強化國家地位的目的。在王政復古後的明治時代，正式形成「祭政合一」的「國家神道」，伴隨廢佛毀釋運動、抑制基督教在日本國內傳播，成為治理準則之一。包括在臺灣和朝鮮的殖民後期皇民化，都大量興建神社，並鼓勵神前結婚，試圖將人民生活與神道融合。在日本戰敗，駐日盟軍總司令下達《神道指令》進行政教分離，廢止國家神道之前，天皇和教主在日本人民心中建立起神格地位，所以克萊斯勒因受到神道教主的超常禮遇，更受一般民眾崇拜。
在音樂界方面，京都音楽協会留下記録。5月14日演奏會後，克萊斯勒和愛樂協會以及音樂俱樂部的成員在京都市左京區南禪寺福地町聚會：
我們公司（京都愛樂樂團）迎來了這位至高無上的藝術家，並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大型音樂會，所有名門望族幾乎都總動員，不到預定時間，場地就已經坐滿了。在黑色天鵝絨背景、昏暗的燈光下，克萊斯勒先生在伴奏者的陪伴下現身，迎來了浪潮般的掌聲。那健美的體態看起來很結實，清澈睿智的眼睛，濃密略白的頭髮——這位維也納藝術家的氣質——首先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覺。兩個小時的演出之後，是幾首風暴般的安可曲，上千位觀眾完全被神技所魅惑。來自協會和音樂俱樂部的志願者們將克萊斯勒歡迎到南禪寺稲畑邸，舉行茶話會，在廣闊的庭園裡漫步，並拍照留念。
此時克萊斯勒似乎已一掃在東京時的疲態。還有其他藝文人士參與了克萊斯勒京都的音樂會，例如：被譽為日本「小說之神」、白樺派的代表作家志賀直哉。這位文豪原本居住在關東的千葉縣我孫子市，與東京鄰近。但是，大正十一年的年末遭遇創作瓶頸，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對讀書和寫作都有點厭倦了」、「不想讀也不想寫」，並於次年3月舉家遷居到京都，不久就完成他的短篇小說代表作《雨蛙》。志賀直哉的日記中，5月14日寫著：「7點左右一回到家，就去公會堂聽克萊斯勒」；15日又記有「晚上聽克萊斯勒」，兩場京都演奏會都没錯過。
克萊斯勒曾表示：「我熱愛日本的藝術，尤其是它的繪畫。」並認為日本生產的紙張是居全世界之冠。這自然是受到半個世紀以來浮世繪在歐洲流行的影響。在京都，克萊斯勒還與日本著名的收藏家、畫家等相與往還，包括「近代日本畫先驅」竹内栖鳳。
在京都岡崎公會堂的演奏會結束後，克萊斯勒參加在竹內栖鳳住所舉行的歡迎宴會，並拍照留念。其中一張照片，西洋小提琴大師和東洋繪畫名家就在竹內栖鳳的「遅日」等畫作前合影。栖鳳長子竹内逸三的夫人竹内禎子是京都知名的聲樂家，逸三在《栖鳳閑話》中記載：
1923 年，名副其實的世界著名音樂家克萊斯勒來到日本進行巡迴演奏。於是，在京都音樂會的當晚，演出結束後，他隨即携帶著樂器拜訪了栖鳳。時間大概是9點半左右。那時克萊斯勒已經快50歲了，栖鳳則60歲左右，兩人的精神狀態都比現在好很多。而且，（栖鳳）從來沒有與外國人進行過比那時更為熱烈的交談了。因而克萊斯勒離開栖鳳家時，已是凌晨3時。在那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除了克萊斯勒看栖鳳的畫、栖鳳聽克萊斯勒的演奏之外，他們還互相就音樂和繪畫交流意見。而且，克萊斯勒似乎很投入交談，以致回去時把最重要的樂器留在壁龕裡。10分鐘後，克萊斯勒乘車回來，當筆者把樂器從車窗遞入時，他苦笑著說：「非常感謝，我還是第一次犯這樣的錯誤。」……
然而，就在準備離開栖鳳家之前，克萊斯勒帶著相當落寞的表情，說出了這樣的話。
「在我看來，畫家勝過音樂家。原因是，就音樂家而言，如果那天晚上沒有一個耳朵好且善於聆聽的人來聽你演奏，音樂家那天晚上的努力完全是徒勞的。然而，由於畫家的作品依然存在，即使他在所生活的時代不被社會所認可，他仍可以充滿信心指向未來的目標，並自由地工作。」
克萊斯勒就這樣離開了栖鳳的家，而栖鳳坐在廚房的火盆前，沒有對特定任何人，而是含糊地對坐在那兒的我們說了這樣的話。
「我了解了。到目前為止，我經常在未曾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情況下工作。這是值得仔細思考的事情，畢竟，當你成為這樣的人時，所說的一切都是從真正的艱苦中淬鍊而出，說到底，所謂的人類，一定是真正經歷過艱苦的人。」
此外，克萊斯勒還向栖鳳留下了這份聲明。「現在我每天只練習半小時或一個小時。剩下的時間我都在修養心靈，用心靈學習。也許一部作品你可以在兩三個小時內完成，就好像你深思了兩三天一樣……」
克萊斯勒的自述，呼應了東京的大田黒元雄讚嘆克萊斯勒「藝術已臻圓熟，當我聽他演奏時，完全没注意到技巧」。克萊斯勒也對竹內栖鳳留下深刻印象，其友人在傳記中提及：「當在京都時……見過多位畫家並被邀請到他們的工作室。其中最偉大的是栖鳳。他將自己掛在牆上的傑作之一送給了克萊斯勒。」
不過，此外還有一份令克萊斯勒一行人難忘的禮物。「當這對夫婦回到飯店時，他們打開了（栖鳳的）禮物，於是大吃一驚。這是一張老鼠嚼奶酪的照片！害怕討厭老鼠的哈麗葉特盡可能把照片放在搆不到的地方。」竹內栖鳳將自己最喜愛的可愛老鼠的照片作為禮物，他當然不知道上海飯店的鼠群帶給克萊斯勒等的心理陰影面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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