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接軌國際到留下軌跡－台北愛樂合唱團的世界脈動

12月26日晚間，台北愛樂合唱團首演作曲家錢南章的第九號交響曲《紅樓夢》，迎接今年的50週年系列活動的尾聲。於冠蓋雲集的國家音樂廳內，也讓人不禁想到，在疫情尚未來臨的2019年前，每年暑假七月底總有一個禮拜，台北國家音樂廳會成為合唱人的「聖地」──來自全台灣、全亞洲，甚至全世界的合唱愛好者，皆會聚集於此，他們或許身兼演出者、學員、觀眾、參賽者等不同或多重身分，但全部人共有的，就是有著一顆熱愛合唱的心，「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正是如此純粹又廣大的活動，也讓台灣的樂迷極為幸福，每一年都能和最頂尖的合唱團體，近在咫尺相遇。 然而，要讓世界認識台灣並走入台灣，豈是易事？所有國際交流，都是經過時間一點一滴地累積，才能至現今的面貌。對台北愛樂合唱團而言，這個接軌國際的起點，要追溯到1983年時、現任藝術總監杜黑的加入…… **以台灣為起點** 身為台灣第一代在國外接受專業合唱訓練的指揮，杜黑深知藝術團體專業化的重要，促成1988年成立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也讓台北愛樂合唱團不再只是演出團隊，而是能夠身兼經紀、教育與推廣的單位，國際交流旋即展開：此年杜黑立刻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Don Moses教授前來指導，也開始安排日後的國際活動。

▲1990年台北愛樂國際合唱音樂營演唱會 這些規劃不出兩年就立刻顯現：1990年，基金會第一次的國外團隊邀請，正是舉世聞名的國王歌手（The King's Singers）首次來台演出，隔年更進一步邀請以阿雷格里《求主垂憐》錄音風靡全球的泰利斯學者合唱團（The Tallis Scholars）；台北愛樂合唱團也在這年首次走出台灣，前往中國大陸巡演，踏出交流的第一步；而1990年也舉辦了第一次的合唱音樂營，由美國西北大學教授Robert Harris及英國伊頓公學教授Ralph Allwood來台教學，從此每年持續舉辦國際合唱營，除疫情期間外未曾間斷。 1991年，出現了改變台灣合唱界的大事：文建會（文化部前身）舉辦了第一屆「台北國際合唱節」，委託了台灣眾多音樂經紀單位，邀請國際知名團體來台，總共有二、三十個合唱團參與，為期數個月。杜黑認為既然有此機會，就要邀請最好的團：香堤克利合唱團（Chanticleer）與瑞典廣播合唱團（Swedish Radio Choir），就在如此機緣下前來。轟動台灣樂界之餘，台北愛樂合唱團也驚喜地發現，原來台灣喜愛合唱藝術的觀眾數量不少，為日後舉辦合唱音樂節的大志，打了一劑強心針。 **以自身為名片** 現代人可能很難想像，40年前要認識外國團體，有多麼不容易。在沒有網路的年代，除了擁有國際唱片廠牌推出專輯的天團外，最快認識國際團隊的方式，便是親自走上一遭：1992年暑假，杜黑展開了第一次的「環球之旅」，先到美國參與奧勒岡巴赫音樂節，與日後展開長期合作的指揮瑞霖（Helmuth Rilling），也從那時就開始結識，之後更到了西班牙巴塞隆納，聆聽世界青年合唱團（World Youth Choir）演出，也因此與主辦方國際合唱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Choral Music，IFCM）產生聯繫，並至比利時Namur的世界合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oral Music）出席IFCM十週年慶活動，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合唱界代表，杜黑以自身為名片，認識其他國家優秀團體的同時，也讓國際合唱界，了解台灣的合唱水準。

▲1998年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世界青年合唱團在台灣 促成杜黑前往歐洲交流的世界青年合唱團，也是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自1992年起，受邀參與的國際交流，每一年都在不同國家舉行，各國挑選國內優秀歌者，前往組成此節慶團體，在台灣每年都會有3至5名參與者，當中不乏現今依然活躍於聲樂圈的音樂家，如王典、翁若珮、施宣煌等。 **以文化為特色** 在經歷將近兩個月的國際交流洗禮後，杜黑一方面驚嘆世界上有這麼多的優秀團體，另一方面則是反思：如果台北愛樂合唱團要走入世界，該帶什麼樣的作品？因此展開了台灣作曲家的委託創作計畫，1993年首次至美國演出，就邀請了作曲家錢南章創作《八首原住民無伴奏合唱歌謠》──「無伴奏」也是杜黑此行的一大收穫，在看到國際舞台上，合唱漸漸以無伴奏為主流之時，台灣依然流行有伴奏的合唱曲，決定要透過委託創作，為國內介紹國際潮流。 1993年的美國巡演後，杜黑順道前往溫哥華，參加每三年舉辦一次的「世界合唱大會」（World Symposium of Choral Music），同前一年造訪IFCM一樣，在此認識了更多團體，也讓更多團體所認識。要為台灣合唱界介紹精采演出的想法，也越來越濃厚。 現代人或許很難想像，當時不論是邀請或是聯繫，倚靠的工具只有電話跟傳真，要同時邀請多個團體一起參與音樂節，當中的溝通來往比現今難上許多。在1993年後，每一年台北愛樂合唱團都受邀出國演出，也看到了許多音樂節的運作模式，學習各處的特色。終於，到了1996年，杜黑決定舉辦首次的「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 **以時機為利基** 除了時間累積因素外，1996年能開啟第一屆音樂節，也是天時地利配合：當年的世界合唱大會在澳洲雪梨舉辦，最頂尖的歐美團隊前往時，多半需要繞道亞洲，台灣正好是能夠讓他們回程順道演出的停留點，此策略果然奏效，成功邀請到德國司徒加室內合唱團、委內瑞拉阿貝多．葛勞女聲合唱團、匈牙利布達佩斯學院合唱團參與，加上另外邀請的美國裘比利合唱團，以及台北愛樂合唱團自身，共五個團掀開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的第一頁。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指揮貝爾紐斯（Frieder Bernius）、委內瑞拉指揮紀南（Maria Guinand）、匈牙利指揮嘉保．豪勒隆（Gábor Hollerung），後來都多次受邀來台客席指揮、或帶團來台演出；嘉保．豪勒隆更是從2005年開始成為節慶指揮，每年夏天都來台灣指導節慶合唱團、指揮大師班，並指揮閉幕或開幕音樂會。

▲2001年台北愛樂夏日音樂節，真實之聲（The Real Group）首次訪台 在音樂節草創期，杜黑設定兩年為一屆，基本上是以介紹從未來過台灣的合唱團體為主。不過，在1998年與世界青年合唱團在台灣的活動結合後，杜黑決定在單數年也要舉辦主題較為輕鬆的「台北愛樂夏日音樂節」，像是台裔百老匯演員楊呈偉、人聲天團真實之聲（The Real Group）等首次來台，都是在夏日音樂節登場。 不過，隔兩年不同主題的做法，在宣傳與行銷上，會面臨「每一年都要解釋為何不是延續前一年活動」的品牌定位問題，加上2005年時碰到京都舉辦世界合唱大會，也同第一屆一樣，用「順道」的方式邀請團體前來參加合唱節，讓「2004～2006」連續舉辦了三屆合唱節，意外地提前實驗「年年辦合唱節」的做法，成效也不錯。讓基金會最終拍板決定，從2008年開始，每一年都直接舉辦「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成為眾人至今熟悉的面貌。 **以節慶為平台** 舉辦音樂節，不只是為了演出，更重要的，是讓台灣成為一個交流的平台。很多指揮或團體，都是透過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認識台灣的合唱音樂環境，並且一個介紹一個，讓口碑擴散出去，才能夠在網路尚未興起的時代，一年又一年地順利邀請到當時最頂尖的合唱團來台。此平台不只是「輸入」，更有「輸出」，不但讓世界各個團體能夠彼此觀摩，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也會在每一次的合唱節，提供台灣團隊舞台，也能讓其他國家的團體，認識這些優良的團隊，進而邀請至國外演出。

▲2018年TICC台北國際合唱大賽大獎賽評審團 自2008年後長年不中斷的舉辦，也讓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建立起國際名聲，許多團體甚至毛遂自薦，希望能夠在合唱節登台。因此，2018年起開辦的台北國際合唱大賽，提供團隊以不同形式，參與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同時也與日本東京、義大利及波蘭共組「世界合唱冠軍賽」，以輪辦總冠軍賽的形式，促進四國之間的合唱交流。本賽事不但是台灣第一個國際級的合唱大賽，從參加團體、評審陣容，到跨國合作，完全接軌世界標準，以民間單位舉辦如此規模的賽事，更是難能可貴。同時，參加比賽的眾多台灣在地團體，也可在世界第一線的作曲家與指揮家面前，登上賽事舞台，進而增進台灣合唱界的國際能見度。 如此的良性互動，於大疫之年更顯珍貴：在全世界合唱活動都因新冠疫情畫上休止符的同時，台北愛樂合唱團並未停止他們的國際交流腳步：2020年因疫情控制得宜，音樂節以台灣團隊為主軸，並且搭配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直播，乃全球疫情後的首發演出，驚艷世界；2021年則逢台灣疫情嚴峻，音樂節改以線上舉行，長久以來邀演未能成行的團隊，反而都能以此方式參與，也展現了台北愛樂的長年耕耘；2022年，音樂節睽違三年再度邀請國外團體──菲律賓民答那峨大學合唱團來台，象徵台北愛樂合唱團在50週年之際，國際交流的復甦與重啟！ **以實績為軌跡** 台北愛樂合唱團幾十年下來的國際交流，究竟留下了什麼？答案相當顯而易見。首先，不論是在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或是每年度的其他檔期，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皆會邀請知名團體或是找知名指揮前來演出，這在網路尚未發達的40年前，其實擔任了相當重要的橋樑，許多合唱界的國際脈動，皆是透過這些音樂會，給予台灣合唱界嶄新的刺激。譬如先前因為捐贈疫苗而在台突增名氣的波羅的海地區，台北愛樂早在1993年就邀請拉脫維亞國寶指揮家Imants Kokars率團前來，讓台灣首次接觸到此地的合唱傳統，2015年更邀請拉脫維亞Kamēr合唱團參與音樂節，讓觀眾親炙他們勇奪歐洲合唱大獎賽總冠軍的精采表現，感受不同於西歐合唱的魅力。

▲2003年日本作曲家／指揮松下耕首次率團訪台 在現今合唱界相當知名的日本指揮家兼作曲家松下耕，首次來台也是2003年由台北愛樂邀請，並且連續三、四年請他帶領混聲、女聲、男聲等不同團體來台，造成旋風，不但有許多合唱團開始演唱他的曲子，更因此引介了更多優秀日本作曲家，與台灣樂界相互影響；如此的例子還有像2004年邀請的澳洲作曲家Stephen Leek、2018年西班牙KUP合唱團的巴斯克地區作品，都為台灣合唱團帶來全新啟發，近期還有斯洛維尼亞指揮暨作曲家裘比（Ambrož Čopi）先在2017年在音樂節做系列講座，2018年率團參加音樂節，2019年再次前來客席指揮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全場的當代斯洛維尼亞曲目，為國人揭開了這個國家的神祕面紗，也讓這些曲目進入台灣合唱音樂會的演出名單中。 再來，在國際交流之際，也不斷給予台灣合唱界刺激，並注入新活水：從1990年開始的音樂營，以後之後與音樂節一起舉行的節慶合唱團與指揮大師班等活動，更是在台灣科班教育尚未納入合唱專業前，給予合唱愛好者的最佳學習平台。放眼台灣正值壯年的合唱指揮世代，例如古育仲、吳尚倫、翁建民、張成璞、張維君、彭孟賢、劉容舟、劉馬利、戴怡音（以上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等指揮家，幾乎每一位都曾參與過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為他們在投身音樂的道路上，給予一定的啟發與幫助。而當時只能透過卡帶或CD聆聽的頂尖合唱團，更透過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的邀請前來，讓廣大的台灣聽眾，能夠親耳聽聞他們的優異表現，進而掌握國際最新脈動，為台灣合唱界帶來的深遠影響，更是難以言喻。 另外，在接軌國際的路上，台北愛樂合唱團更在藝術總監杜黑的堅持下，強調「無伴奏曲目」的重要性，不但早在1993年就委創無伴奏作品，之後成立的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更常年演出各地區、各時期的無伴奏合唱音樂，增進自我演唱能力的同時，也增加無伴奏作品在台灣的影響力。而2018年開始的台北國際合唱大賽，最終的大獎賽，也規定一定要包括一首無伴奏作品，為得就是更希望台灣合唱界能更與世界潮流接軌。 最重要的，是在國際交流的同時，也讓台灣合唱演出「浮上檯面」，成為精緻表演藝術的重要種類之一。即便台灣尚未出現職業團，但與世界頂尖團體同在音樂節的舞台上演出，台灣合唱團的水準有目共睹，以台北愛樂合唱團與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為例，不但受邀至全世界30多國演出，更是國內交響樂團在演出大型合唱作品時的首選合作對象，擔任過許多重要作品的台灣首演。這些成就，都是50年來不斷的堅持累積，以及對於自身演出能力的不斷精進，才有辦法水到渠成，進而影響社會，直接或間接促成台灣合唱界百花齊放的當今榮景。 國際交流恢復的時刻，正逢台北愛樂合唱團50週年，愛樂的朋友都在引頸期盼，在恢復常態後的世界，台北愛樂合唱團能夠帶領著台灣合唱界，迎向更加精采的璀璨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