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音樂的世界裡，數字九似乎蘊藏著不可忽視的奇特魔力，這股力量讓貝多芬之後的許多作曲家，如舒伯特、馬勒、布魯克納、德弗札克等，都在第九號交響曲止步，生命在未完成第十號交響曲前，嘎然驟逝。然而，仍有作曲家安然逃離這詛咒，「九的魔咒」因此被視為音樂史上的一樁樁懸案。究竟這是迷信，或者確有冥冥力量牽引，就讓我們一起從樂曲中抽絲剝繭，讓音樂說話！
「我是個三重無國籍的人！在奧地利時，我因出生地緣關係，被當成波希米亞人；在德國時，人們當我是個奧地利人；而在世人眼中，又因我是個猶太人而遭另眼看待，不管哪一個地方勉強收留我，卻沒有一個地方真心歡迎我。」──馬勒
馬勒的宿命性格與恐「九」症
馬勒（Gustav Mahler）的易感神經，始於父親的暴怒與母親的纖弱所形成的家庭氣氛，長大後面對19世紀末社會的分崩離析、脫序與自我認同的模糊及人性的頹喪，讓他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典型的宿命論者。這樣的宿命悲觀，不只呈現在他的一生裡，這些想法也躍然於曲譜上，尤其是其寫作的交響曲上，形成一組特殊的音樂語彙，一組極度自我又極端超我的個人揭露。馬勒的交響曲就是他一生的寫照，是一部部貼近內心的作者電影。
既是反映內心，他的恐懼便直接地展現在交響曲的寫作中。著名的「第九號交響曲魔咒」，就是這位悲劇性格的作曲家提出的大膽推論與預言。從音樂發展歷史的長河中，他觀察了許多前輩作曲家，下了一個叫人聞之膽怯的結論：許多作曲家都是寫了第九首號交響曲後就離開人世！他認為這個魔咒在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布魯克納（Joseph Anton Bruckener）和施波爾（Louis Spohr）身上實現了，他們都在寫完第九號交響曲後辭世。
馬勒對此事的看重程度絕非認知而已，他更將這樣的恐懼付諸行動：原本接續第八號交響曲《千人》之後的，理應是序號第九的交響曲，但馬勒卻將原本該為第九號的交響曲冠上《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之名，且刻意不將此曲編號。以標題淡化第九影響的《大地之歌》，實質上仍是一首不折不扣的交響曲，其副標題 「一個男高音與女低音或男中音聲部與管弦樂的交響曲」（Eine Symphonie für Tenor-Stimme, Contralt -Stimme und große Orchester）明顯宣告著。這樣的舉動被解讀為他逃離九號魔咒的解套之法。
以為順利逃脫九號魔咒的馬勒，還是於1910年完成了第九號交響曲，然而曲中彌漫著離世、告別的哀傷，這似乎意味著馬勒對自身生命消逝的體悟。而在提筆寫下第十號交響曲第一樂章的幾段樂念後，馬勒也溘然離世……至此，第九號交響曲的魔咒在馬勒強有力的見證下，拍板定案。
細數音樂史上寫作交響曲的作曲家們，在貝多芬之後馬勒之前的諸位，如：舒伯特（Franz Schubert）、布魯克納、德弗札克（Antonín Leopold Dvorák）等皆在創作第九號交響曲後離世，而在馬勒之後，阿特伯格（Kurt Atterberg）、瑟格麥斯特（Elie Siegmeister）、施尼特凱 （Alfred Schnittke）、塞欣斯（Roger Sessions）、維雷茨（Egon Wellesz）、佛漢‧威廉士（Ralph Vaughan Williams）、密尼恩（Peter Mennin）和阿諾德（Malcolm Arnold）也都應驗了九的魔咒。其中葛拉祖諾夫（Alexander Glazunov）僅完成了第九號d小調交響曲的第一樂章，他在之後的26年裡，始終沒有把這闕作品寫完，原委當然只有作曲家本人知曉，但這舉動無疑為九號魔咒增添了一份神秘。
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一篇評論馬勒的文章，正式昭告世人九號魔咒的影響及玄妙，他說：「對音樂家而言，第九號交響曲似乎是個極限，任何嘗試跨越這個極限的人，必定會離世。這說明了世上確有一股我們無法預想的力量，至少是我們未有心理準備去了解的力量，阻止了我們去寫第十號交響曲⋯⋯那些完成了第九交響曲的同行，已經與來世不遠了。」此話一出，更讓人有感於那冥冥中的牽引與玄祕。
然而，就在20世紀中葉，俄國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打破這個魔咒，順利完成第十號交響曲，而其一生總共寫了15首交響曲，一舉跨越了魔咒的阻礙。細究其第九號交響曲，是為了讚頌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功抵抗納粹攻擊而寫。蕭士塔高維契在作曲前，宣稱會完成一部融合交響樂團、合唱團和獨奏者，可媲美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的曠世鉅作，藉此歌頌俄國保家衛民的士兵，及堅毅抵擋敵人入侵的俄國人民。在兩年的作曲期間，還不斷傳出他的友人對此曲的好評及盛讚：「曲中的雄渾豪壯，時刻展現在音符裡。那強大的感染力及令人屏息的動機，都預告著鉅作即將出現在世人眼前！」
首演前，作曲家向大眾自白：「請不要期待這首曲子會像第七號和第八號交響曲般，充滿悲劇式的史詩情懷，第九號是由清澄、透淨及明亮所主宰。」果真，這曲僅用25分鐘便演奏完畢的五樂章交響曲，和之前提出的構想天差地別，不僅沒有合唱團及獨奏者，其輕快、迷你的兩管編制，甚至被視為是對史達林政權的嘲諷與不敬。
無論蕭士塔高維契是否欲以此曲表達作曲家的自由與主權，亦或是以與前輩作曲家相反的策略──輕快短小──構築生命中的第九，他終究破除了這個魔咒，成為第一個寫作超過九首交響曲的作家。
當然，超越九號障礙的作曲家不在少數，只是較少為世人熟知：亨策（Hans Werner Henze）完成了10首交響曲；魯伯拉（Edmund Rubbra）和辛普森（Robert Simpson）各有11首交響曲；維拉-羅伯斯（Heitor Villa-Lobos）和大流士（Darius Milhaud）皆作了12部交響曲；布蘭卡（Glenn Branca）、佩特森 （Allan Pettersson）、 米亞斯科夫斯基 （Nikolai Myaskovsky）、布萊恩（Havergal Brian）、霍夫哈奈斯（Alan Hovhaness） 各作了14、17、27、32、63首交響曲。其中芬蘭作曲家瑟格斯泰姆（Leif Segerstam），截至今年共創作了239首交響樂曲。這些數字在在都證明，九號魔咒其實是一個可以跨越的障礙，端看作曲家如何超越前人及自己。
馬勒、德弗札克與佛漢‧威廉士的第九號交響曲
死亡的預言
馬勒第九號交響曲
馬勒是個成功的指揮家，自1880年開始了指揮生涯後，他的一生幾乎就在指揮台上度過，奧地利、布拉格、萊比錫、布達佩斯、漢堡、維也納，遍地都有他留下的痕跡。指揮身兼樂團發展及管理的龐雜事務，讓馬勒的精神一度焦躁不安，1899年至奧國南部度假，獲得短暫的喘息後，他馬不停蹄地回到工作崗位上。中年以後的馬勒一直為心臟病所苦，此病無法預知何時發作，讓馬勒一直陷在隨時都會面臨死亡的恐懼之中，或許寄情工作是為了趕走死亡帶來的壓力。
在維也納工作近十年的時間裡，馬勒完成終生大事並迎接兩位女嬰的到來。1907年他到了美國，出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指揮，然而大女兒的驟逝，讓馬勒陷入了空前的憂鬱及悲傷之中，此後他的作品蒙上一層濃得化不開的死亡陰影，第九號交響曲就是在如此氛圍下發展的作品。
馬勒在如此忌諱「九的魔咒」底下，仍然提筆寫下第九號交響曲，其動機頗值得玩味，究竟是因為深信《大地之歌》已成功破除魔咒，或者是因為他面對死亡的態度由懼怕轉為正視、釋懷，我們不得而知，但這首作品的旋律與音樂，卻透露了幾許作曲家真正的意圖。
第九號交響曲結構上是傳統的四樂章，這首長大的樂曲構思繁複、蘊意深奧，其中較不同的是，頭尾的兩樂章都是慢奏。馬勒曾對此曲的第一樂章說道到：「哎，我往日的青春已經消逝了⋯⋯我的愛，也枯竭耗盡了⋯⋯」許多樂評及指揮家都對其在曲中展示出的消亡衰敗有所感，伯格說：「我覺得他在第一樂章做了令人驚訝的事，其中表現出對世間的熱愛與生活的平靜，同時流露出在死神尚未襲擊之前，想好好享受大自然的願望。的確，當死神咄咄逼近，整個樂章都滲進了死亡的徵兆，這種預感明顯而確切，也就是說，在洋溢幸福的生命之中，死神卻是以無與倫比的粗暴姿態來臨。」指揮家華爾特（Bruno Walter）也有感：「這是預感死亡者的悲愴、絕望的訣別之歌。這絕不僅是幻覺，而是穿梭於死亡的愁慮與對天堂的憧憬之間的真實感情。」
樂曲開頭飄、忽難以捉摸的低音動機，展現了本曲的宿命性格；第二樂章則是包裹著舞曲外衣的頹敗之音，在魔鬼般狂熱騷動的音樂之下，仍無法擺脫死亡的陰影；馬勒在第三樂章草稿裡記載著：「給我的兄弟」，陰森粗暴的旋律一反譜上所提點的「輪旋曲」、「幽默的」，諷刺意味濃厚；第四樂章寫著「向死那樣的結束」，呼應著由D調轉為降D調上的終止，詭譎的音響色彩，確是死神的召喚。
新世界裡暗藏玄機
德弗札克第九號交響曲
在馬勒的年代，德弗札克不被認為是身陷九號魔咒的作曲家，原因是其生前只出版了五部交響曲，而現今被標號為第九的《新世界》交響曲，當時是以第五號交響曲的姿態呈現。
今昔如此的落差，主要緣於德弗札克對音樂作品的堅持與品味。他早年的作品其實我們所知甚少，約莫1955年前的曲子，都因不符合他的期望而被他親手銷毀了。而第一號交響曲則是因為參加競賽後大會未歸還，而得以保存下來。這份珍貴的總譜流落到舊貨堆中，被名字同為德弗札克（Rodolph Dvorak）的博士慧眼買走，直到1923年博士過世後，這份樂譜才曝了光。
這份樂譜的再現除了引起轟動，更重要的意義是喚起了學者重新審視其作品的熱情，關於重新修訂德弗札克作品的議題，開始被廣泛討論，終於在50年代正式通過了重新修訂的作品標號，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這個重新修訂的版本不僅考慮了其早期作品，也將作曲家死後才出版的作品也一併列入，並統一以作曲年代當作編號標準。
1880年代末期，德弗札克已經是國際樂壇上知名的作曲家，從其獲獎無數可看出世人對他的肯定：布拉格大學授予其名譽博士學位、被選進捷克藝術與科學院並接受的奧立地的勳章，1891年訪英時，劍橋大學頒給他名譽博士的學位。
聲勢如日中天的德弗札克被美國富商的妻子瑟伯（Jeanette urber）相中，希望他可以主持由她新成立的國立紐約音樂學院。戀鄉愛家的德弗札克原先並不接受她的邀約，但礙於對方提出的優渥條件──兩年的工作期間內需指揮十場音樂會，但享有四個月的自由時間，且薪資高達一萬五千美元，於是，1892年9月他還是離家赴美。人身在異地，對家鄉的思念無法停止，因此德弗札克常常到美國境內的捷克社區裡尋找慰藉，而《新世界》交響曲裡，就揉合了他對異鄉及故土的期待與思念。
《新世界》交響曲無庸置疑是德弗札克在美國觀察了當地文化後寫成的一闕作品，這首曲子在當時引起諸多討論，有人認為他直接使用美國民歌素材，對此德弗札克說：「我只是寫了體現印地安音樂特色的主題，這完全是個新的主題，我用一切現代的節奏、和聲、對位和管弦樂的色調等方法將之展開。」此曲渾然天成的樂思，看似原有素材的挪移，因而被指為抄襲，其實是德弗札克幾經修改後的成果，這種藏而不露的藝術特點，正是其獨特的音樂氣質。
曲中由樸實交織出的濃郁，融波希米亞音樂、印地安民謠及黑人靈歌旋律為一爐，第二樂章由英國管奏出的〈念故鄉〉，勾動著所有離鄉背景遊子心中的鄉愁。本曲和死亡的意象相去甚遠，展現的是作曲家受新事物啟發，及潛心研究新音樂風格的創作力。然而寫完此曲後的幾年，身體狀況十分良好的德弗札克卻在1904年突然罹患腎臟、膀胱疾病，在63歲時逝世⋯⋯
比小調更小調
佛漢‧威廉士第九號交響曲
佛漢‧威廉士是繼艾爾加（Edward William Elgar）之後最能發揚英國文化的本國作曲家，31歲開始蒐集大量的民謠，成為其創作的主要元素。他的九首交響曲以三為單位，體現了他一生追求不同音樂風格的變化：前三部交響曲仍以民俗素材為主，頗有艾爾加的遺風；中期的三部開始發展出其內心獨特的幻想，後期則將這種幻想發揮得淋漓盡致，主要以表達精神上的孤寂為訴求。
要探討佛漢‧威廉士的第九號交響曲，要先從其為電影《南極的斯科特》（Scott of the Antarctic）譜寫的配樂說起。此片敘述主人翁面對荒涼的南極，心中的寂寥感油然而生，然最後還是遠征成功。佛漢‧威廉士以此為主軸，發展出了其後三部交響曲所要展現的思想：自然中總是存在一些不可違抗的、深不可測的事物，雖然人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勝天，但人類的努力卻是不可抹滅，無論其結果是多麼具有悲劇性。這種看似消極悲觀的態度，其實隱含著肯定人類努力的樂觀精神。
第九號交響曲就在這樣的樂念與作曲家受哈代（Thomas Hard）《黛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的啟發下完成。《黛絲姑娘》敘述了黛絲遭人強暴後的愛情悲劇，情節運用了許多偶然性的巧合，讓黛絲一步步走向悲劇的結局。佛漢‧威廉士的傳記作者甘迺迪（Michael Kennedy）說：「如果你認為這部交響曲有哀歌的涵義，那就就錯了。倒不如說他彷彿打開了一個新的篇章，佛漢‧威廉士避開感傷的情調，最後一次啟用那些儲備的材料，要怎麼形容那些材料？由於我找不到更好的字眼，姑且將之稱為幻想吧。」
此曲的草稿上表明它是某種標題交響曲，但佛漢‧威廉士卻在首演時的節目單上寫著：「此曲的標題在旅途中弄丟了，所以現在，啊！不！我們從來沒有提起過它。」因此拋開號標題音樂的成見，單純感受音樂的進行，才是聆賞此曲的最佳方式。據信開頭的主題是從巴赫的《聖馬太受難曲》中得到的靈感，其旋律本身固有的特性：在E小調上降低第二音及第五音，模糊了調性的色彩，使它具有比小調更小調的傾向。這首作品就在作曲家的幻想中，表現出英雄的沉思、反抗與憂慮。完成此曲時，佛漢‧威廉士已屆85歲高齡，評論家戴（James Day）說：「它不是出自一個疲憊老人的筆，而是出自一位富有經驗者的筆下。」
魔咒，是創作的焦慮
了解作曲家創作第九號交響曲的意圖、背景與樂思後，我們看到最後一首交響，並非只呈現出死亡、悲劇的單一面向，考慮其年齡、體力以及寫作交響曲的沉重負荷，九的魔咒似可找到科學根據。從心理層面來看，布倫（Haeold Bloom）《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認為：「傳統不僅僅是一脈相承和樂融融的遞送而已，同時也是從前的天才與現在的野心之間的衝撞，而獎賞就是文學上的存續權或進入正典。」把上述的文學批評放在音樂中，也極為適用。
以馬勒將魔咒範圍定自貝多芬看來，其實他內心真正的恐懼，是無法與貝多芬九首交響抗衡！雖說英雄惜英雄，但一位英雄也是另一位英雄的陰影！不只馬勒，許多作曲家追求的，不正是要求取和他人作品的差異，也想要和自己的前作不同？然而貝多芬就像一堵實力雄厚的堅實大山，座落在每位後來作曲家的心上，無法攻錯，只能化為心中一份潛藏的焦慮。魔咒，毋寧說是作曲家對自身及前人作品所生的焦慮。
但為何貝多芬以前的音樂家，如海頓（Franz Joseph Haydn）、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卻不受此拘束？因為莫札特時代的樂譜，還具有高度流動性，當時盛行的即興演奏，讓演奏家視曲譜為參考，而非不可更動的聖經。但貝多芬的每顆音符都是苦心得來，他的心血不容竄改，妄動譜上的任一音，都是對貝多芬的不敬與污衊。因此他的九首交響曲，成了後來作曲家心中極度想要超越的目標。可以說，若沒有貝多芬建造的九首交響曲昂然站立在音樂長河中，就不會生出「九號魔咒」！
這份創作的焦慮，是驅策所有作曲家往前的動力，它豐富了音樂的內涵，開出了藝術文化中遍地的奼紫嫣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