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伯梅斯特和大提琴家霍爾曼（左方二位）在日本合照；（右）蕊妮．舒梅和宮城道雄
漢城演奏會後，克萊斯勒一行人沿南滿鐵路前往中華民國天津和北平。從美國出發時，夫人哈麗葉特就直覺認為：「~我們這是去盜賊橫行，颱風和地震肆虐的地方~。」這番話或許帶有偏見，然而不幸在中、日、韓三國之間波奔時一一言中。
當時東北是軍閥張作霖的地盤，在瀋陽，他的部下把所有乘客連同克萊斯勒一行趕出車廂，宣佈把整列火車徵為軍用。哈麗葉特後來回憶：「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幸好有在瀋陽的德國人趕過來幫忙。聽他們說，這種事情經常發生，肯定是有什麼人要用這列火車。他們還問我們能不能在暫時走不了的情況下，為他們演奏一場。這樣就在當天下午三點鐘，匆匆忙忙在瀋陽的德國俱樂部演出了一場音樂會，所有的德國人都出席了。後來，我們總算被送進一節運牲口的車廂——這也太過分了——繼續前往北京。旁邊還有員警用機關槍保護我們，準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襲擊。盜匪曾經劫持了最近的一次列車，並把美國財閥小約翰．D．洛克菲勒的夫人擄去換取贖金，此後列車上更加強了警戒。」幸而夫人並未繼上海同房的老鼠後，對瀋陽同車的牲口留下心理陰影。克萊斯勒原訂5月25日在天津的演出，因而延後一天舉辧。
在天津和北平演出——包括為北平當地民眾加演後，6月2日和4日，克萊斯勒在上海舉行告別東亞演出，一行人再返回日本。「佛里茲在幾天前就興沖沖地跟我說：『我們要乘一艘很漂亮的船返回日本，你一定很開心。』臨走那天，他還有最後一場演出，我先上了船。可是他的音樂會結束的時間遠遠超過預計的時間，船長實在不能再等他了，就下令起航。你想想我的心情！幸好，他在夜裡大約11點鐘結束演出之後，租了一艘帆船，追了將近24小時，趕上了我們。」
夫妻順利相聚，但福無雙至，哈麗葉特預言的第二種麻煩隨即到來：「第二天，我們的船已經離日本更近了。我說：『我覺得水面不太對勁。』它看起來很像是風暴的前兆，雖然極為平滑，但卻能看到由一種不詳的力量帶來的震動。佛里茲無所謂，還轉頭和別的乘客打趣道：『我太太看不到她的颱風，她就一直不情願。』」
克萊斯勒的幽默放錯時間點了！「可是颱風真的來了——我們的船實際上就跟在火山口上差不多。淩晨兩點，我叫醒了他，他還笑我：『我猜你是找到你的颱風了。』接著他就知道這並不是個玩笑。我們在風暴裡被拋來擲去，這樣經過了12個小時，全身都被水打濕了。到達長崎的時候，發現港口也受損嚴重。」
不過，在日本經歷的地震更令人印象深刻。克萊斯勒的幽默再次遭到無情吐槽，可謂天人共憤：「我們大家都坐在那裡，環型大吊燈突然晃了起來。我笑說『這就是你們那有趣的地震吧！』一位英國外交官對我正告：『你這笑話不好笑！』他說得對，這真是一次地震，我的心臟馬上狂跳不已。」
克萊斯勒一行人經驗的地震不只一回。他們受德國大使夫婦邀請，一起到東京郊外山上德國總領事家裡作客時，更發生震災。哈麗葉特夫人記下：「突然間，土地劇烈地搖了起來，對胃和人體其他部位的震盪難以形容，你感到反胃、想吐。好像所有的東西都要顛倒過來，空氣又熱又漲，就像在暖房裡蒸發的熱氣。隨之泥沙俱下，人人灰頭土臉，魂飛魄散。地震的時候，米勒博士剛剛帶著照相機走出去，想拍攝他的花園。正巧這時候地震爆發，他的鏡頭裡拍下了地上一道很寬的裂縫。他的房子也變得像紙板一樣又薄又脆，透過塌了的屋頂，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
克萊斯勒等人經歷幾回驚嚇，換得一方美妙山景。然而，這其實是一場大災難的前兆。他們離開日本三個月後，大正十二年9月1日發生關東大地震，對東京和橫濱尤其都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日本期刊『国際写真情報』大正12年5月号上刊登的克萊斯勒夫婦合照
同一天，一位21歲年輕的小提琴家登上了一艘從紐約駛往日本的客輪——他的名字叫：雅沙．海飛茲。因為前輩克萊斯勒曾演出的帝國劇院全毀，海飛茲改在帝國飯店的宴會廳演出，並在日比谷公園的露天音樂廳舉行賑災義演。
▲波爾波拉《小步舞曲》，克萊斯勒假借前賢之名譜寫（Menuett in the Style of Porpora），為克萊斯勒未留下錄音的日本演出曲目之一，此處錄音由比他晚幾個月訪日的海飛茲演奏
時間回到6月，克萊斯勒重返日本之後，沒有再公開活動，只在行前又接受了一次日本記者的採訪。他說：「我的東方之旅十分美好，看到了很多美麗的地方。我認為其中最美的城市是京都，它的寧靜氣息和古老的日本精神能讓來來往往的每一個有心人為之沉迷。它是日本的心臟，我很迷戀它。」
「在我去過的中國城市裡，我對北京的印象尤其美好。朝鮮和滿洲（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中國東北）也很迷人，可是我的行程太匆忙了，沒有能好好看看。」
「我在日本、朝鮮和中國都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但總的來說還是很高興……我到每個地方，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使我在離開的時候，心中裝滿了愉快的回憶。我受到的歡呼聲浪幾乎能把我沖走。開始幾場演出時，我對這樣的歡呼聲感到非常吃驚，後來有點習慣了，但這還是我在這次亞洲之旅裡，最感到驚訝的事情之一。」
對日本藝術家學習、借鑒外國音樂的能力，克萊斯勒也十分讚賞。在東京徳川賴貞侯爵的家裡聽到一位日本歌手演唱，認為可與西方任何一流歌唱家抗衡。他還聽了一場用日本箏與尺八合奏的音樂會，留下了極為美好的印象。據日本方面的史料，演奏者正是宮城道雄和吉田晴風兩位糅合西方近代音樂元素的「新日本音樂」邦樂大師。克萊斯勒說：「我也很欣賞日本的音樂。有一次，我還打算把西方音樂和日本音樂融合起來，創作出一種新的音樂。」可惜他最終並未完成一首如《中國花鼓》般流行的日本風小提琴樂曲。
6年後，昭和4年（1929）法國小提琴家蕊妮．舒梅（Renée Chemet）訪日，將宮城道雄的名曲《春之海》的尺八部份改編為小提琴演奏，兩人合奏獲好評後，並於昭和7年合作錄音，在日本、美國和法國發行唱片，或許稍微補這個遺憾。
▲蕊妮．舒梅和宮城道雄合作《春の海》
6月9日，克萊斯勒一行人告別東亞，搭乘「加拿大皇后號」，開往溫哥華。同船的還有另一位小提琴名家——威廉．伯梅斯特（Willy Burmester）。
伯梅斯特1869年生於德國漢堡，比克萊斯勒年長6歲。7歲時公開演出而受到注目，1881年獲小提琴大師約瑟夫．姚阿幸賞識，而以12歲之齡進入柏林音樂學院學習。不過，部份因為伯梅斯特後來發展較浪漫的演奏風格，而冒犯堅持古典派的姚阿幸，兩人關係惡化——姚阿幸和克萊斯勒的關係也不太好。1887年，柴科夫斯基訪問漢堡時，伯梅斯特演奏其小提琴協奏曲，受到柴科夫斯基本人的高度評價，因而伯梅斯特在1888年和1892年被邀請到俄羅斯，並在北方發展。他還與大指揮家馮．畢羅關係密切，擔任過赫爾辛基愛樂樂團（1892～94）的首席小提琴手。芬蘭大作曲家西貝流士讚賞伯梅斯特，他的小提琴協奏曲，最初其實就獻給伯梅斯特。然而，出於財務等原因，原版和修訂版兩次首演都換成其他小提琴家。最終，西貝流士和伯梅斯特鬧翻，才將這首經典改題獻他人。
大正十二年4月，伯梅斯特造訪日本——比克萊斯勒還早到，而且待了四個月左右，巡迴東京、大阪、京都、神戶、廣島等地演出，並受到愛樂人士禮遇，德川賴貞《薈庭楽話》亦記載與他的往來。遺憾的是，演奏會票房不佳。主辦單位將他宣傳為「帕格尼尼再臨」，但尷尬的是，伯梅斯特原本就不太重視錄音，其中更沒有帕格尼尼的樂曲。
在返回美洲的航程中，兩位小提琴名家交流訪日經驗，認為唱片銷售顯然是影響門票銷售差異的重大原因。據說伯梅斯特喃喃自語：「下次來日本時，我會先為勝利公司（Victor Records）錄音。」但是，他的健康在返歐不久後惡化，錄音和第二次日本之行始終沒有完成。
▲伯梅斯特改編和演奏韓德爾〈詠敘調〉
離開東亞幾個月後，克萊斯勒在《柏林日報》上發表長文《一個小提琴手的東方之旅》：
我從中國和日本回來，已經有幾個月了，可是，這趟東方之旅裡的陣陣回音，還在我的耳際縈繞。不久，我又要橫渡大西洋了，趁著現在還在德國停留，我想把那片神奇的土地給我留下的各種印象，略作筆錄。我到東方去，當然不是去做社會調查，而是以一個人們樂於親近的藝術家身份——不是讓他們滿腹狐疑的冒險家，以好奇而開放的心胸去面對那些美麗的事物。我盡量讓自己去認識這些民族和他們古老的文化。站在這個立場上，我對遠東的文化生活一直深表欽羨。
我們本來對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睿智並無多少瞭解，可是一旦任何西方的藝術家開始與他們有了精神上的交往，就會立即對此深有感觸。你會覺得就我們常說的心智而言，他們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在待人接物中，對別人——包括外國人，都顯得特別友好。
我個人極為讚賞他們那種文雅的、滿腔真摯而彬彬有禮的社會生活。一個再怎麼野性未泯的西方人，到了那裡，也會感到他們那種優遊於生活的方式有著迷人的魅力。他們的友好和善半由天性、半由教導。你耳聞目睹之間，沒有任何粗暴無禮、憤恨和敵意，而且他們的文雅也都很自然，沒有任何讓人不快的誇飾。在那裡，你享受著幾千年來形成的社會文化生活的果實，作為一個西方人，或許會有點遺憾地想：我們之所以總是把生活弄得沉悶難耐，就是因為沒有這種社會生活的教養，也不知道調理自己的性情。
日本人和中國人與藝術的聯繫都很普遍。他們對德國藝術的興趣尤為濃厚，在前幾年裡，這兩個民族都特別熱心於學習和理解德國音樂，可以說，遠東已經是一片向德國藝術開放的原野，不久以後，德國藝術家就會在遠東收穫甚豐。
在天皇劇院的經理山本先生身上，就可以看出日本人民的願望。他致力於發展日本自己的西方音樂，希望能在不久以後達到相當的水準……。
歐洲人從不談及中國音樂和日本音樂。那是一種用鼻音發聲的藝術，它缺少構成一部典型歐洲音樂作品的所有基本特徵——節奏、和聲、結構等。也許更重要的是，對於西方音樂，他們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到底怎麼樣呢?我並沒有說他們的理解達到了怎樣的深度和廣度，但是從台下的幾千張臉上，我看到了他們想要進入西方音樂世界的熱切渴望和一種對藝術的景仰之情。這就足以說明中國和日本的聽眾對我們的音樂表示欣賞。在我的每一場演出之後，他們的鼓掌喝彩和歐洲人一樣熱情。
在北京……我為中國人專場演奏了巴赫、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音樂。在我的演出經歷中，很少能為一個如此高雅的聽眾群體演奏。
我不斷地看到、感受到他們對於藝術和藝術家的尊重。在這兩個遠東大國裡，我清楚地看到藝術、藝術家和所有精神生活的價值遠高於歐洲。作家和哲學家在那裡被看作人民的領袖，他們——照席勒的話說，和政治領袖一起，領導人類向上。人們認為藝術家接受了一種神秘的力量，要通過自己的藝術加以轉達。在東方，金錢不像在西方一樣是衡量一切價值的標準。人們不會看不起一位窮藝術家，也不會笑他對社會無所貢獻。
克萊斯勒獲得的高度禮遇，或許使他的美好印象不盡符合事實，而文字難免溢美。但是，也值得在現代化中因落後焦慮而過度崇洋的亞洲人反思，没有一個國度全然完美，也没有一種文化毫無缺憾。
克萊斯勒熱情的正面評價，還鼓舞他的朋友約翰．麥考馬克（John McCormack）等音樂家，也隨之進行東亞演奏之旅。不僅為樂壇增色、為德川賴貞《薈庭楽話》再添章節，更促進東西文化交流。
樂評家大田黒元雄後來撰寫《來訪的演奏家們-4-克萊斯勒》記載這段盛事。另一方面，因為大演奏家陸續來訪，還有錄音技術的革新，次年，日本樂界展開第一次重大的「罐頭音樂」爭論。就在1923年，山田耕筰和返國卻未能趕上克萊斯勒演出的學生近衛秀麿見時機成熟，組織一群以表演活動為職業的音樂家，之後經歷許多「痛苦的失敗經歷」，合作同志間還因種種原因閙翻，卻為NHK交響樂團等奠下基礎，而成為日本管弦樂領導先驅。
半個世紀後，「提琴界の覇王」來訪，仍留存在愛樂者心中。受到志賀直哉、武者小路実篤影響的白樺派晚輩作家和翻譯家尾崎喜八，除了翻譯羅曼．羅蘭《今日音樂家述評》等音樂著作，晚年出版音樂散文集《對音樂的愛與感恩》（《音楽への愛と感謝》，新潮社，1973年），裏面寫著：
已經是五十年前的往昔春天了。克萊斯勒正演奏著〈嘉禾舞曲〉。小屋前的田野上橫亙著玉川上水和並排的櫻花樹，沁人心脾的空氣中，還覆蓋著積雪的富士山輕輕地矗立，在淺藍色前山的掩映下。
即使過了半個世紀的時光，經歷地震天災、戰爭人禍，克萊斯勒的琴聲和他們曾見的東亞風光，依舊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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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斯勒演奏巴赫〈嘉禾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