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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灣做藝術很難?

回台灣做藝術很難?

2018-10-09 ‧ Rayna Chou

朋友、同學、家人、親戚、老師、前輩、晚輩、觀眾、陌生人、我的左腦,

大家都說,回台灣做藝術很難。

天天見面喝咖啡的他說「我不要回去」,許久不見在台灣創業的她給我的第一句話是 「妳不要回來」。

我戒慎恐懼的開始思考我們是怎麼得到這個結論的。

也許是因為美學概念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還沒有一席地位、因為追崇高收入和職業的社會現象、因為政府的藝術預算總是和期待有落差、因為家長們擔心學藝術的孩子學不壞但是以後吃不飽、因為欣賞的人比願意學習的多、因為現有的平台都不夠透明化、因為藝術家不懂如何計算投資報酬率和察言觀色... 因為要在花費和免費以及長期和短期間做選擇時,大家都會明智的選擇後者。

▲ 台中國家歌劇院從營造到運行,一舉一動都在全國人民格外銳利的注目下

的確,在台灣要從事藝術行業不簡單,但是其實做任何行業都不簡單不是嗎?只要擁有對所有專業的尊重,就會發覺做什麼工作都是一樣充滿了無可量的挑戰及學問。我並不覺得醫生、律師、商人、老師、廚師、公務人員、服務生、家庭主夫、家庭主婦等等其他無數也在努力工作的人就比較輕鬆。開咖啡廳和開音樂教室完全不一樣,但不在於困難程度的差別,只是要面對的問題截然不同。

其實每一個人的頭腦在每一天都會出現無數個好主意,在賈伯斯之前一定有人想過 「啊 要是手機能夠俐落簡單拿在手上,一邊聽音樂一邊觸碰螢幕跟朋友聊天就好了」。但是,在他之前的所有人都讓這個想法一閃而過,因為太難且不切實際。這樣的想法其實再現實不過,因為它反應了一個需求,而有些需求會帶來的正是世界也需要的。只不過這些 「好主意」 都有很高的失敗率,夢想家也不能繼續做夢,而是必須腳踏實地的用超人的行動力和決心去實現它。再來,這種想法通常都沒辦法一個人完成,這時候就必須去尋找願意和自己一樣奮鬥的合作夥伴和大方的投資者。有些人看著自己臉皮越來越厚,並且離開了原本專業的領域,便不再願意這樣為了一個想法四處撞壁。但是在經歷所有困難後還留下來的人,才是真正尊重且將一個專業發揮到最大用處的人。

藝術,便是這樣的一個存在:不切實際、使人竭盡全力、好還要更好的專業。很令人卻步,但是做好且做對時,卻是唯一幾樣在這物欲橫流的時代裡真正能夠打動人心的存在。

▲ Juilliard Quartet 2016年夏天至台北誠品音樂廳的演出,全場觀眾無一不感動流淚

在台灣想要自由自在的做藝術也許真的比較困難,身為音樂家,我比誰都理解在台灣從事古典音樂的辛苦。‘這一行路很窄’這句話,從我還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聽了很多帶著規勸的表情的人跟我媽媽說過。現在我也不會急著否認這個事實,任何道路本來就是走了越遠就會變得越窄,就像爬山一樣本來就是越爬越高。無論在哪一行哪一業,想要出類拔萃本該要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

今天無論在哪裡都會有那個環境的困難,在國外也會有種族歧視、語言隔閡、高物價成本、簽證和人脈問題等等。對台灣大環境的灰心通常是因為急著想要證明自己卻苦尋不到無私的支持和機會,委屈的覺得都回家了為何會這麼孤單無援。但是,這不就是我們不願庸庸碌碌的代價?因為帶著勇氣不走鋪好的道路,所以大環境顯得更難改變,理想也更難實現。不過我相信藝術家們骨子裡那股想要去做沒人做過的事情,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感動人的執著在這種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合的時候更會表現出來。

古典音樂和視覺藝術等等都幸福的擁有百年歷史,代代藝術家們也都在他們的世界裡面對了各種我們現在無法體現的困難,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都是他們當年奮鬥得來的成果。保守的古典音樂界這幾年開始有了「二十一世紀音樂家該做什麼」的討論。

這只是台灣的第一百零六年,也許還不是放棄的時候。疲憊並挫敗的難以保持微笑的時候,停下來吧。就像在每個人生岔路口一樣,別忘記我們都有選擇堅信初心,或者去另尋別的道路的權利。無論如何,專注且努力把握所有機會,或許有天實力會帶我們回家。

▲ 樂旅人2016年末於台中的展覽 「你我那一分鐘」 為新英格蘭音樂院以及聖地牙哥交響樂團聯合評選之年度贊助企劃

//原文發表於樂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