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與藝術家在一般印象中南轅北轍，是難以聯想的職業及「志業」，不懂藝術而鬧笑話的政治人物所在多有。但是，這不代表兩者沒有重疊的可能，如中國的宋徽宗創「瘦金體」書法，英國的伊莉莎白一世擅長演奏魯特琴，法國的路易十四世在凡爾賽宮跳芭蕾舞、扮太陽神。本刊林總編輯既命筆者以「政治家與音樂家的交會」題目為文，在20世紀歐洲史找到波蘭的帕德雷夫斯基與德國的施密特，和筆者較熟悉的鋼琴家有關，草就簡介。
前波蘭總理帕德雷夫斯基
（Ignacy Jan Paderewski）
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1941）集鋼琴家、作曲家、政治家三重角色，是波蘭繼蕭邦之後，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鋼琴演奏家之一。1860年11月6日，帕氏生於俄羅斯Podolia省Kuryówka，父親是佃農，襁褓時母親過世，由遠親帶大，接受私人教師啟蒙學琴，但練琴不得章法。1872至78年在華沙音樂院就讀，畢業後擔任音樂教師維生，成家娶親，看似將平凡一生。但幼兒小兒麻痺，髮妻病卒的遭遇，讓他下定決心追求音樂進境。
音樂之花由努力捶成
1881年，帕德雷夫斯基前往柏林學習作曲，向Friedrich Kiel（1821-1885）、Heinrich Urban（1837-1901）學習作曲技巧，美國寇蒂斯音樂院創校院長波蘭裔鋼琴家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1876-1957）也是Urban的學生。他在1884年轉往維也納成為著名鋼琴教師雷協替茲基（ Theodor Leschetizky，1830-1915）的弟子，雷氏對這麼晚準備走職業演奏、改正技巧缺失的學生深感煩惱，但驚訝其才華及毅力，仍和第二任妻子艾西波娃（Anna Essipova，1851-1914）勉力調教、協助開啟職業演奏事業。頂著一頭膨鬆亂髮、蓄著小鬍子的他於1887年作了維也納首演，隨即在歐洲展開演奏活動（1889年到巴黎，90年到倫敦），熱情富戲劇性的演奏風格大受聽眾歡迎，繼幾十年前李斯特、帕格尼尼風潮之後，又颳起帕德雷夫斯基旋風，令親睹現場演出的中產階級聽眾為之瘋狂。他在拓寬曲目之同時，也從事作曲，如其《小步舞曲》op.14揉合莫札特與浪漫風格，清澄可人，作為安可曲確實吸引人；題獻給雷氏的《鋼琴協奏曲》也有Earl Wild（1915-）等人予以錄音。
立下帕氏障礙
1891至93年，史坦威公司搶先競爭者埃拉爾公司一步，以優厚條件策劃帕德雷夫斯基兩度到美國擔任代言人展開巡演，92至93巡演用琴至今在Smithsonian博物館展覽。帕德雷夫斯基於1891年巡演，在117天內舉辦107場演奏會，創下音樂家史無前例的名利雙收。但是，習慣輕巧琴鍵的鋼琴家無法適應史坦威的沉重琴鍵、欠缺休息加上基本動作問題，讓他在紐約州羅徹斯特演奏會熱身時右手無名指受傷，儘管經過熱敷、電療、按摩，仍難徹底復原。尊重合約、希望和聽眾分享音樂的熱情，成為帕氏堅持演出的動力，卻也因此付出右手無名指損傷的沉重代價。當時較講派頭、收入較豐厚的演奏家，旅行演奏時有貼身僕人打點事務、過濾賓客稀鬆平常。帕氏的旅行巡演，更帶著家人、貼身僕從秘書、廚師、寵物鸚鵡、專屬調音師及好幾架鋼琴，包下專屬交通工具（汽船、火車包廂），如此高調的聲勢，便達到史坦威公司促銷鋼琴及鋼琴家宣傳的效果。
帕德雷夫斯基也有個人堅持，1893年美國巡演結束，正巧碰上世界博覽會開幕，受邀擔任開演。由於美國中西部琴商欲藉會中鋼琴競賽標榜為全美第一，不惜以琴商卵翼者為評審，立即引發報界論戰。帕氏堅持只演奏史坦威鋼琴，最後使博覽會主事者決定另設表演場地，讓他如願以償。帕氏1892至93年的美國之行，就在博覽會尚未竣工、冷風颼颼的演奏場地，聽眾的熱烈掌聲跟當地報界的噓聲中終結。
深知打鐵趁熱的帕德雷夫斯基，1901年完成波蘭語歌劇《Manru》於德勒斯登作世界首演，1902年《Manru》在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舉行美國首演，據說至今仍為該院所上演過唯一由波蘭作曲家所寫的波蘭歌劇，這項「帕氏障礙」何時為波蘭作曲家超越，倒是值得觀察的另類指標。
代表出席凡爾賽會議
波蘭-立陶宛曾是中歐地區的獨立國，可與哈布斯堡家族分庭抗禮，但在18世紀國勢衰微，遭到周遭專制王權三度瓜分。19世紀初，拿破崙曾以華沙公國名義復辟波蘭政府，但在梅特涅主導的維也納和約國際體系下，波蘭再遭強權瓜分。1913年與再婚妻子定居美國的帕德雷夫斯基，早年即關心波蘭時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式涉入海外波蘭人復國運動，以便給口才、機智及愛國熱情，透過公開演講向歐美人士傳達政治理念。他以鋼琴家身分結交遊說各國政治要人，也確有一定效果。如胡佛曾策劃運送食物到波蘭，威爾遜總統更在著名的十四點和平綱領中納入波蘭獨立運動議題。帕氏在1918年12月抵達波茨坦，掀起反對德國統治波蘭領土的運動。
1919年帕德雷夫斯基成為共和政府總理兼外長，和Roman Dmowski（1864-1939）代表波蘭出席凡爾賽會議、簽署和約，是他政治生涯頂點。鋼琴家轉行政治家，確實吸引國際目光；但是在政治講「力」的場合上，帕氏成就有限，實為非戰之罪。一因新獨立的波蘭是由強權劃定疆域，並非出自人民自決，國際上強鄰環伺的處境依舊；二因與國內獨裁者畢蘇斯基將軍起衝突，讓他只得於年底辭職，轉任波蘭駐國際聯盟代表。1922年，帕氏重回音樂舞台，「前波蘭總理」的身分為演奏活動宣傳加分，聲勢依舊。他於1926年起離開美國，定居瑞士。他最後提點的馬庫晉斯基（Witold Malcuzynski，1914-1977）曾獲1937年蕭邦大賽第三獎，音樂上也算傳承有人。
從未忘情政治
身為音樂人的帕德雷夫斯基未忘情政治，仍與波蘭反對人士往還。1939年德國侵略波蘭，帕氏以近80歲高齡擔任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議會議長，出面舉行義演為自設之救助波蘭基金募款，但記憶力已欠佳。1941年，他在一次演講中著涼，後轉為肺炎，6月29日即於紐約逝世。由於帕氏誓言要等波蘭獨立自由後才還鄉，羅斯福總統便協助將其骨灰放在美國阿靈頓公墓，直到1992始歸葬華沙。個人使用物品至今多存在芝加哥的Polish Museum of America，供人參觀。
從「心底」演奏起
帕德雷夫斯基對聲光影像新科技甚感興趣，從1906年起即先後為Welte-Mignon、HMV、勝利公司錄音，至1938年為止。他錄過古典及浪漫時期音樂家及自作樂曲，還有十九世紀的鋼琴改編曲。1936年英國電影《月光奏鳴曲》則由帕氏擔任鋼琴配樂及部分曲目的演奏。也有少數演奏影像可透過youtube觀看。不過，今人大概很難透過帕氏晚年的錄音想像黃金時期演奏風貌，因為其節奏基底在錄音中聽來並不太穩定、手指顯露雜音及不確實感（如《月光奏鳴曲》第三樂章的急板），彈性速度的隨意變化（如《即興曲》D. 935 no. 2的速差）使音符聽起來不盡平順，更大不同於講求精確的二十世紀詮釋風格。但是，他有光澤的音色、充滿抑揚頓挫感的樂句，仍然別具個人魅力，蕭邦的《c小調圓舞曲》op. 64 no. 2，及孟德爾頌《紡織歌》op. 67 no. 4就是範例。他以心臟為比喻說明演奏理念，心臟會因為情緒而有快慢不一的跳動，蕭邦就是從心裡演奏鋼琴的，意指他和蕭邦一樣從「心底」演奏起。
帕德雷夫斯基的案例可見，公眾人物如何善用聲望及信譽從事社會公益，既能幫助他人，也同時維繫自己的清譽，實為一重要課題。帕氏在形象管理課程上應可名列前茅。他熱心在歐美從事慈善演出及文化活動，獲得國際認同，包括美國學府頒授榮譽學位，及英王贈勳騎士。有一定的歷史意識及使命感，如1910年資助波蘭克拉科興建格林瓦爾德會戰（按波蘭擊敗條頓騎士團，該團自此無力侵略波羅的海沿岸的波蘭領土）五百年紀念碑即為一例。生活無虞的他，在美國經濟大恐慌時，也以友情價承接史坦威經費，以示支持之意，既保持名士風範，也深諳共存共容之道。1948年，以帕氏為名基金會在紐約成立，以在美國推動波蘭文化為主要工作。以音樂促銷波蘭文化，厚植文化軟實力，都顯示其遠見。
前西德國總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1918-）
自稱「不會因音樂而落淚」的施氏也非無情木石，當伯恩斯坦在柏林演奏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易《快樂頌》為《自由頌》）象徵柏林圍牆不再隔絕東西德的那一刻，「是他生命中不能停止落淚的極少數時刻」。
典型政治人物
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一看就是典型政治人物，頭髮整齊，口才出色，流露強烈自信感。1918年12月23日，施氏在德國漢堡出生，父母是學校教師，在單純身世背後，實有另一股暗流。由於父親是信仰猶太教德國商人之私生子，在反猶太風潮席捲德國及納粹政權統治底下，他們為隱瞞真相而偽造出生證明，以使他得到雅利安人血統證明。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徵入行伍，即因「純正血統」擔任低階軍官，1945年初在西線作戰期間，被聯軍俘虜。他的猶裔身分，直至1984年在法國總統季斯卡揭露後，施氏才將秘密公諸於世。
二戰結束後，走出戰俘營的施密特進入漢堡大學修經濟學，1949年取得碩士學位。同時期加入聯邦德國（西德）社會民主黨，畢業後投身地方公職，從1953到1962年，1965到1987年，施密特長期擔任聯邦議會議員。1961年到1965年施氏擔任漢堡市內政參議員，曾因1962年2月北海爆發洪水，以果斷派遣軍隊進行救災工作（在當時，軍隊干預內政是違反戰後憲法），贏得民間口碑。1969年10月，他擔任布蘭德內閣的國防部長，在任期間，曾縮短兵役年限，並在漢堡和慕尼黑建立國防大學（今日該校已冠名紀念），也一度出任財政部長。1974年布蘭德因案辭職，施氏當選總理，組成社會民主黨及自由民主黨聯合內閣，達到政治生涯頂峰。
政治、音樂、寫作全才
施密特擔任聯合內閣總理，遭逢全世界共同面臨的石油危機、及國內失業率上漲、通貨膨脹等棘手問題，引發內部批評，但西德較諸其他工業國仍顯相對平順。在國際政治從「冷戰」往「冷和」的變化中，施氏繼承布蘭德的東向和解政策，力求降低雙方對峙，既和蘇聯陣營各領導人接觸，也和民主德國（東德）領導人何內克建立互動。他指出蘇聯部署中短程飛彈會導致雙方「相互保證毀滅」的危機，最終促成北約制訂推行雙邊限制中程核武導彈部署政策，也獲得蘇聯陣營的善意回應。他努力袪除德法之間長年因為歷史恩怨及權力衝突下的猜忌心理，推動歐洲貨幣聯盟，為歐洲系列整合工作奠下基礎；他促成工業國首腦進行經濟高峰會談，至今仍持續進行，足見其周旋各國的實力，及堅信歐洲終將和平步上一體化的理念。1982年，他因為聯邦國會通過不信任案而下台，此後投入新聞業，長期擔任德國週刊《Die Zeit》發行人、作者，1996年起贊助「施密特新聞獎」，表彰維護消費者利益工作表現突出的個人。作為公眾人物，在維持社會清望的形象管理課程上，施氏也可說是成績優秀。
不落俗套的軟實力
身為政治人物的施密特形象鮮明，領導作風強勢，個人信念強烈，面對民間及黨內爭議從不輕言屈服。其議論自會引發仁智之見，大至堅定支持核能開發政策、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小至個人拒絕戒煙均可見一二。施氏更因核能政策導致社民黨左翼勢力大為不滿，倒向綠黨而樹敵。他堅持強硬對付恐怖威脅，1977年下令特種部隊到索馬利亞攻擊德國恐怖組織劫持漢莎航機以拯救人質，打算搶救行動失敗即引咎辭職，所幸行動告捷。儘管施氏作風強勢，對政治盟友仍能展示柔軟身段，直到1982年夏天，兩黨聯合執政局面才在經濟和社會政治觀點的分歧下宣告結束，即見其折衝能力。
施密特有相當的人文藝術素養，並非胸無點墨，懂得在嚴肅的政治經濟議題以外，將藝術素養和日常生活相結合。他在波昂總理大樓前面豎立亨利摩爾Henry Moore，1898-1986）「Large two Forms」雕像，作為兩德相依的象徵，有寓意而不落俗套，至今仍是觀光景點。也在辦公樓內擺飾各項藝術品，他自己還提筆作畫，樂此不疲。如果亞洲的政治領導人在吟詩作對爭機鋒、唱卡拉OK自娛娛人之餘，也培養出一番文化藝術常識，就不會和藝文界人士對話時「雞同鴨講」，成為眾人茶餘飯後的笑柄；更能放寬視野，明確認知及更為關注文化藝術「軟實力」的培養及發展，有助於文化藝術根植於生活之中。
與美國指揮雙驕相熟
施密特從學生時期即學習管風琴和鋼琴、及國防部長任內組織樂隊，顯示他與音樂緣分深厚。儘管公務繁忙，難能抽暇欣賞音樂會，仍會透過與會的太座邀約樂界人士至宅邸聚餐，由是建立和伯恩斯坦及卡拉揚的交情。他曾於受訪時表示，這兩位指揮個性恰屬兩極。伯恩斯坦對政治甚感興趣，有哲學家的心靈，只有在演奏會上才有自律感；卡拉揚醉心新科技，能駕駛飛機、遊艇，有「難以令人相信的自律感」。這段話精準表現政治家的理性面。但自稱「不會因音樂而落淚」的施氏也非無情木石，當伯恩斯坦在柏林演奏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易《快樂頌》為《自由頌》）象徵柏林圍牆不再隔絕東西德的那一刻，「是他生命中不能停止落淚的極少數時刻」。
跨行鋼琴家
施密特會灌錄唱片仍與政治理念有關，德國鋼琴家法朗茲（Justus Frantz，1944-）是關鍵角色。1961年，法朗茲因邀請施氏到青年組織演講而持續往還，成為西洋棋友及琴友。法朗茲及雙鋼琴搭檔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1940-）與施氏有共同的休養靜思地，更能以琴會友。1981年間，法朗茲欲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募款，想到結合三人由倫敦愛樂協奏演出莫札特《F大調三鋼琴協奏曲》KV242錄製唱片，既有意義亦富話題。喜好莫札特音樂的施密特一口贊成小友構想，參與錄音作業，由EMI發行唱片，成為跨行鋼琴家「首演」。儘管艾森巴赫以職業演奏家標準，對施密特的音樂表現不置一詞；自知非職業演奏家的施密特也低調稱「不是職業演奏家，只是個犧牲者」。但從法朗茲稱許老友擁有「罕見於職業演奏者的讀譜能力」，４已顯示他有一定的「能說也能彈」功力。
1985年為紀念巴赫誕生三百週年，施密特再度和兩位老搭檔，加上歐畢茲（Gerhard Oppitz，1953-）聯手，由漢堡愛樂管弦樂團協奏演出巴哈《A小調鋼琴協奏曲》BWV 1065，該曲改編自韋瓦第《和諧的靈感》曲集中為四把小提琴與弦樂團的協奏曲RV 580。四架鋼琴很明顯是為追求音樂的樂趣而合作，在該曲慢板樂章營造出特別的聲部對比，施氏流暢的演奏中帶有高貴而俐落的氣質，令人印象深刻。由於他近年聽力衰退，不可能再作錄音新作，演奏生涯已告結束。世人應該慶幸，民主社會中能夠多一個有責任感、歷史意識兼具藝術文化素養的政治家，是人民的幸運。
從帕德雷夫斯基及施密特的案例來看，政治家與音樂家不是沒有交會可能，如何做好自我定位、拿捏角色分際、有模有樣才是重點。能否二者兼顧，在長期歷史發展留下好評，除個人信念、努力之外，能否敏銳地體認環境及時勢變動，做出適切而有智慧的選擇，可是一門大學問。帕德雷夫斯基及施密特的經驗，正好給予我們一個可以參考的檢視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