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響樂團的生存，在今天世界各地上都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在台灣，幾個規模完整，同時演出固定的大型交響樂團，背後不是有公家的支持，要不是就是由大集團出錢。而像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這樣一個全民營的交響樂團，能夠走過二十五年的歷史，同時又是所有樂團中受邀出國演出最頻繁，並最受國外肯定者，或許用「奇蹟」兩字來形容都不為過。只是，這個奇蹟並非由天上平白掉下來，而是由幾位有心人用毅力與堅持所換來的，在這當中，又以目前任行政總監的俞冰清女士，最讓人感到敬佩。
與亨利梅哲的結緣，造就了愛樂的誕生
1982年，俞冰清在朋友家中的一場家庭音樂會上，第一次聽到梅哲所指揮的室內樂音樂會，對於向來就喜愛音樂的她來說，這是當時在台灣少見的高水準演出，加上當時擔任外語老師，同時也是俞冰清好友的桂甫引見，兩人很快就有了互動。俞冰清除了佩服梅哲於音樂上的造詣之外，更加欽佩大師的為人與風采，她回憶道：「那時梅哲對我說，他對台灣的音樂發展有著很深的期許，並且很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在這塊寶島上。只要我們有需要，他願意隨時來這裡，並且將他所學傳授給這裡的音樂家們。」
聽到這些話的俞冰清深受感動，便有了發起成立樂團的想法。1985年韶韻室內樂團成立，俞冰清請梅哲回台擔任指揮並主持團員甄選，地點就在台北國賓飯店，當時集結了一批台灣最好的弦樂演奏家，包括蘇正途（現台北藝術大學教授）、李肇修（現台南藝術大學校長）等人皆前來參與，由於梅哲認為以那時台灣的條件，弦樂的發展要比管樂來得好一些，於是只計畫成立一個弦樂編制的室內樂團，未來再按部就班的進行擴編。而韶韻室內樂團在成立後於梅哲的訓練下，演出數場音樂會，皆獲得當時愛樂人士好評，成為當時台灣最頂級的室內樂團。
觀眾票選最受歡迎的本土音樂團體
在梅哲的帶領下，韶韻室內樂團逐漸茁壯。1987年，剛從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學成歸國的低音管演奏家張龍雲，號召一批木管同好在台北知心廣場舉辦一系列的音樂會，梅哲在前去欣賞後，對於這群年輕演奏家們的水準深表贊同，於是將韶韻室內樂團擴編，納入木管樂器。除了張龍雲之外，還包括了有長笛演奏家劉慧謹、豎笛家陳威陵、雙簧管演奏家劉榮義等。俞冰清記得，當時曾經問過梅哲為何不一次招全編制，成立一個完整的交響樂團？梅哲回答說：「我希望能誠實的做音樂，大家的程度到哪，我們就演出適合那樣的音樂。」而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樂團慢慢的在梅哲的訓練下，培養出了極佳的默契，同時曲目也逐漸累積。爾後在小號手鄧詩屏以及加拿大籍的長號演奏家樊德生的加入下，正式將樂團擴編完整，也更名為台北愛樂管弦樂團。
由於台北愛樂管弦樂團並非全職性的職業樂團，團員們大多另有教職或職業樂團團員等正職工作，要彼此配合出一個共同時間並不容易，然而，梅哲卻仍希望維持每場都能以固定班底演出的堅持，他曾向俞冰清說過：「我們要全力配合團員的時間。」這些繁複的聯絡工作，就落在俞冰清的身上：「好在那時所有的團員們因為認同梅哲的音樂理念而向心力十足，在時間調配上都非常的合作。不管有多忙，只要愛樂有演出，他們都會排解萬難來參與。」正是這種認同感，讓愛樂不斷成長，音樂會的水準也一場比一場高。1988年音樂月刊針對台北兩廳院成立以來最受到觀眾好評的音樂演出團體及個人做調查與評比，愛樂管弦樂團是唯一入選的台灣表演團體，可說是備受肯定。
打壓下求生存 尋求國際肯定
愛樂以一個民間樂團組織所達到的種種成就，卻無法化成對樂團發展的實質助力，俞冰清回想起這一路走來，實在有太多的委屈：「我常覺得在台灣，沒有權勢的人民就好比是賤民一般（笑）。」早期在台北演出的場地不多，尤其在國家音樂廳蓋好之後，幾乎所有的表演活動都在該處舉辦，如何排到音樂廳的檔期，成為許多表演團體最頭痛的事。俞冰清說：「我們那時完全沒法排出一年的計畫，因為場地的申請永遠有變動，有時連宣傳的海報都已經印好，還會被臨時喊卡，這叫我們怎麼找國外的演奏家來合作？此外，當時在場地申請的審核上，也被少數人所把持，我們送去的申請件，一下被說這邊不行，一下又說沒有專業的樂評人背書。所謂的專業樂評人士是甚麼？在他們眼中，就是要科班出身，而且在音樂學院任教的那些老師們。」
而就在一場的聚會上，當時剛從國外回來的《全音音樂文摘》主編李哲洋對俞冰清說了這麼段話：「民間樂團要能夠在台灣站起來，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得到國外的肯定！」這句話讓俞冰清茅塞頓開，於是正式開啟了愛樂年年國際巡演的計畫。1990年愛樂第一次踏上國外的領土，在加拿大進行巡迴演出，之後足跡遍及了歐洲、美洲、俄國、中國等地，成為台灣在國際樂壇上知名度最高的交響樂團。尤其以一個民間團體的姿態，更是讓國外的音樂人士深表讚賞，無形之中也成為了台灣最好的國民外交活動。當然，演奏專業上的水準，才是愛樂成功的不二法門，所謂的「梅哲之音」，成為了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在世界上的共同語言。
篳路藍縷 迎向未來
2002年梅哲過世，臨終之前對俞冰清說：「樂團已經可以沒有我，他們在音樂上已經成熟了！」於是在梅哲的建議之下，年輕的林天吉接下了樂團指揮的重責，繼續帶領愛樂迎向新的世紀。然而新的時代，也代表新的挑戰，俞冰清說：「現在的環境比以前更為艱困，愛樂成立的時候是台灣錢淹腳目，現在是台灣債淹腳目，民間樂團在募款上更加的困難。」政府雖然也對這些表演團體多有照顧，比如說在前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先生的建議之下，文建會開始有了所謂扶植團隊的計劃，每年固定編列一筆經費來支援民間團體，但對策總是趕不上變化：「早期扶植團隊只有八個，現在變成七十多個，相對來說，每個團體能分到的資源就變少。」而在2005年，台北市文化局將在地的四百多個表演團隊就地合法，成為非營利事業團隊，都可以接受民間的捐款並有享有退稅優惠：「我記得愛樂當時要申請這個項目，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沒想到一夕間又和大家回到同一個起點，而企業的贊助更被分散開來，真是很無言。」
或許也早已接受了這些不公平的事實，雖然辛苦，俞冰清對於未來仍然有很多的期望：「我們樂團的發展，在這幾年變化也很多，也用更活潑的方式來接近大眾，像是前年舉辦交響情人夢音樂會、或是參與動漫節的活動、以及前不久和村上春樹的著作結合等等，未來也將和市場有更緊密的結合。」至於這些音樂會會不會犧牲掉梅哲苦心建立起來的優秀傳統及音樂水準，俞冰清用梅哲自己的話來做回答：「藝術只有一種標準，不管演奏什麼樣的音樂、在哪裡演奏，永遠只會分成好與不好而已。」這句話，相信也將伴隨著愛樂，走向另一個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