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晚間，台北愛樂合唱團首演作曲家錢南章的第九號交響曲《紅樓夢》，迎接今年的50週年系列活動的尾聲。於冠蓋雲集的國家音樂廳內，也讓人不禁想到，在疫情尚未來臨的2019年前，每年暑假七月底總有一個禮拜，台北國家音樂廳會成為合唱人的「聖地」──來自全台灣、全亞洲，甚至全世界的合唱愛好者，皆會聚集於此，他們或許身兼演出者、學員、觀眾、參賽者等不同或多重身分，但全部人共有的，就是有著一顆熱愛合唱的心，「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正是如此純粹又廣大的活動，也讓台灣的樂迷極為幸福，每一年都能和最頂尖的合唱團體，近在咫尺相遇。然而，要讓世界認識台灣並走入台灣，豈是易事？所有國際交流，都是經過時間一點一滴地累積，才能至現今的面貌。對台北愛樂合唱團而言，這個接軌國際的起點，要追溯到1983年時、現任藝術總監杜黑的加入…… **以台灣為起點** 身為台灣第一代在國外接受專業合唱訓練的指揮，杜黑深知藝術團體專業化的重要，促成1988年成立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也讓台北愛樂合唱團不再只是演出團隊，而是能夠身兼經紀、教育與推廣的單位，國際交流旋即展開：此年杜黑立刻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Don Moses教授前來指導，也開始安排日後的國際活動。

▲1990年台北愛樂國際合唱音樂營演唱會這些規劃不出兩年就立刻顯現：1990年，基金會第一次的國外團隊邀請，正是舉世聞名的國王歌手（The King's Singers）首次來台演出，隔年更進一步邀請以阿雷格里《求主垂憐》錄音風靡全球的泰利斯學者合唱團（The Tallis Scholars）；台北愛樂合唱團也在這年首次走出台灣，前往中國大陸巡演，踏出交流的第一步；而1990年也舉辦了第一次的合唱音樂營，由美國西北大學教授Robert Harris及英國伊頓公學教授Ralph Allwood來台教學，從此每年持續舉辦國際合唱營，除疫情期間外未曾間斷。 1991年，出現了改變台灣合唱界的大事：文建會（文化部前身）舉辦了第一屆「台北國際合唱節」，委託了台灣眾多音樂經紀單位，邀請國際知名團體來台，總共有二、三十個合唱團參與，為期數個月。杜黑認為既然有此機會，就要邀請最好的團：香堤克利合唱團（Chanticleer）與瑞典廣播合唱團（Swedish Radio Choir），就在如此機緣下前來。轟動台灣樂界之餘，台北愛樂合唱團也驚喜地發現，原來台灣喜愛合唱藝術的觀眾數量不少，為日後舉辦合唱音樂節的大志，打了一劑強心針。 **以自身為名片** 現代人可能很難想像，40年前要認識外國團體，有多麼不容易。在沒有網路的年代，除了擁有國際唱片廠牌推出專輯的天團外，最快認識國際團隊的方式，便是親自走上一遭：1992年暑假，杜黑展開了第一次的「環球之旅」，先到美國參與奧勒岡巴赫音樂節，與日後展開長期合作的指揮瑞霖（Helmuth Rilling），也從那時就開始結識，之後更到了西班牙巴塞隆納，聆聽世界青年合唱團（World Youth Choir）演出，也因此與主辦方國際合唱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Choral Music，IFCM）產生聯繫，並至比利時Namur的世界合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oral Music）出席IFCM十週年慶活動，這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合唱界代表，杜黑以自身為名片，認識其他國家優秀團體的同時，也讓國際合唱界，了解台灣的合唱水準。

▲1998年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世界青年合唱團在台灣促成杜黑前往歐洲交流的世界青年合唱團，也是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自1992年起，受邀參與的國際交流，每一年都在不同國家舉行，各國挑選國內優秀歌者，前往組成此節慶團體，在台灣每年都會有3至5名參與者，當中不乏現今依然活躍於聲樂圈的音樂家，如王典、翁若珮、施宣煌等。 **以文化為特色** 在經歷將近兩個月的國際交流洗禮後，杜黑一方面驚嘆世界上有這麼多的優秀團體，另一方面則是反思：如果台北愛樂合唱團要走入世界，該帶什麼樣的作品？因此展開了台灣作曲家的委託創作計畫，1993年首次至美國演出，就邀請了作曲家錢南章創作《八首原住民無伴奏合唱歌謠》──「無伴奏」也是杜黑此行的一大收穫，在看到國際舞台上，合唱漸漸以無伴奏為主流之時，台灣依然流行有伴奏的合唱曲，決定要透過委託創作，為國內介紹國際潮流。 1993年的美國巡演後，杜黑順道前往溫哥華，參加每三年舉辦一次的「世界合唱大會」（World Symposium of Choral Music），同前一年造訪IFCM一樣，在此認識了更多團體，也讓更多團體所認識。要為台灣合唱界介紹精采演出的想法，也越來越濃厚。現代人或許很難想像，當時不論是邀請或是聯繫，倚靠的工具只有電話跟傳真，要同時邀請多個團體一起參與音樂節，當中的溝通來往比現今難上許多。在1993年後，每一年台北愛樂合唱團都受邀出國演出，也看到了許多音樂節的運作模式，學習各處的特色。終於，到了1996年，杜黑決定舉辦首次的「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 **以時機為利基** 除了時間累積因素外，1996年能開啟第一屆音樂節，也是天時地利配合：當年的世界合唱大會在澳洲雪梨舉辦，最頂尖的歐美團隊前往時，多半需要繞道亞洲，台灣正好是能夠讓他們回程順道演出的停留點，此策略果然奏效，成功邀請到德國司徒加室內合唱團、委內瑞拉阿貝多．葛勞女聲合唱團、匈牙利布達佩斯學院合唱團參與，加上另外邀請的美國裘比利合唱團，以及台北愛樂合唱團自身，共五個團掀開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的第一頁。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指揮貝爾紐斯（Frieder Bernius）、委內瑞拉指揮紀南（Maria Guinand）、匈牙利指揮嘉保．豪勒隆（Gábor Hollerung），後來都多次受邀來台客席指揮、或帶團來台演出；嘉保．豪勒隆更是從2005年開始成為節慶指揮，每年夏天都來台灣指導節慶合唱團、指揮大師班，並指揮閉幕或開幕音樂會。

▲2001年台北愛樂夏日音樂節，真實之聲（The Real Group）首次訪台在音樂節草創期，杜黑設定兩年為一屆，基本上是以介紹從未來過台灣的合唱團體為主。不過，在1998年與世界青年合唱團在台灣的活動結合後，杜黑決定在單數年也要舉辦主題較為輕鬆的「台北愛樂夏日音樂節」，像是台裔百老匯演員楊呈偉、人聲天團真實之聲（The Real Group）等首次來台，都是在夏日音樂節登場。不過，隔兩年不同主題的做法，在宣傳與行銷上，會面臨「每一年都要解釋為何不是延續前一年活動」的品牌定位問題，加上2005年時碰到京都舉辦世界合唱大會，也同第一屆一樣，用「順道」的方式邀請團體前來參加合唱節，讓「2004～2006」連續舉辦了三屆合唱節，意外地提前實驗「年年辦合唱節」的做法，成效也不錯。讓基金會最終拍板決定，從2008年開始，每一年都直接舉辦「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成為眾人至今熟悉的面貌。 **以節慶為平台** 舉辦音樂節，不只是為了演出，更重要的，是讓台灣成為一個交流的平台。很多指揮或團體，都是透過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認識台灣的合唱音樂環境，並且一個介紹一個，讓口碑擴散出去，才能夠在網路尚未興起的時代，一年又一年地順利邀請到當時最頂尖的合唱團來台。此平台不只是「輸入」，更有「輸出」，不但讓世界各個團體能夠彼此觀摩，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也會在每一次的合唱節，提供台灣團隊舞台，也能讓其他國家的團體，認識這些優良的團隊，進而邀請至國外演出。

▲2018年TICC台北國際合唱大賽大獎賽評審團自2008年後長年不中斷的舉辦，也讓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建立起國際名聲，許多團體甚至毛遂自薦，希望能夠在合唱節登台。因此，2018年起開辦的台北國際合唱大賽，提供團隊以不同形式，參與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同時也與日本東京、義大利及波蘭共組「世界合唱冠軍賽」，以輪辦總冠軍賽的形式，促進四國之間的合唱交流。本賽事不但是台灣第一個國際級的合唱大賽，從參加團體、評審陣容，到跨國合作，完全接軌世界標準，以民間單位舉辦如此規模的賽事，更是難能可貴。同時，參加比賽的眾多台灣在地團體，也可在世界第一線的作曲家與指揮家面前，登上賽事舞台，進而增進台灣合唱界的國際能見度。如此的良性互動，於大疫之年更顯珍貴：在全世界合唱活動都因新冠疫情畫上休止符的同時，台北愛樂合唱團並未停止他們的國際交流腳步：2020年因疫情控制得宜，音樂節以台灣團隊為主軸，並且搭配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直播，乃全球疫情後的首發演出，驚艷世界；2021年則逢台灣疫情嚴峻，音樂節改以線上舉行，長久以來邀演未能成行的團隊，反而都能以此方式參與，也展現了台北愛樂的長年耕耘；2022年，音樂節睽違三年再度邀請國外團體──菲律賓民答那峨大學合唱團來台，象徵台北愛樂合唱團在50週年之際，國際交流的復甦與重啟！ **以實績為軌跡** 台北愛樂合唱團幾十年下來的國際交流，究竟留下了什麼？答案相當顯而易見。首先，不論是在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或是每年度的其他檔期，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皆會邀請知名團體或是找知名指揮前來演出，這在網路尚未發達的40年前，其實擔任了相當重要的橋樑，許多合唱界的國際脈動，皆是透過這些音樂會，給予台灣合唱界嶄新的刺激。譬如先前因為捐贈疫苗而在台突增名氣的波羅的海地區，台北愛樂早在1993年就邀請拉脫維亞國寶指揮家Imants Kokars率團前來，讓台灣首次接觸到此地的合唱傳統，2015年更邀請拉脫維亞Kamēr合唱團參與音樂節，讓觀眾親炙他們勇奪歐洲合唱大獎賽總冠軍的精采表現，感受不同於西歐合唱的魅力。

▲2003年日本作曲家／指揮松下耕首次率團訪台在現今合唱界相當知名的日本指揮家兼作曲家松下耕，首次來台也是2003年由台北愛樂邀請，並且連續三、四年請他帶領混聲、女聲、男聲等不同團體來台，造成旋風，不但有許多合唱團開始演唱他的曲子，更因此引介了更多優秀日本作曲家，與台灣樂界相互影響；如此的例子還有像2004年邀請的澳洲作曲家Stephen Leek、2018年西班牙KUP合唱團的巴斯克地區作品，都為台灣合唱團帶來全新啟發，近期還有斯洛維尼亞指揮暨作曲家裘比（Ambrož Čopi）先在2017年在音樂節做系列講座，2018年率團參加音樂節，2019年再次前來客席指揮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全場的當代斯洛維尼亞曲目，為國人揭開了這個國家的神祕面紗，也讓這些曲目進入台灣合唱音樂會的演出名單中。再來，在國際交流之際，也不斷給予台灣合唱界刺激，並注入新活水：從1990年開始的音樂營，以後之後與音樂節一起舉行的節慶合唱團與指揮大師班等活動，更是在台灣科班教育尚未納入合唱專業前，給予合唱愛好者的最佳學習平台。放眼台灣正值壯年的合唱指揮世代，例如古育仲、吳尚倫、翁建民、張成璞、張維君、彭孟賢、劉容舟、劉馬利、戴怡音（以上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等指揮家，幾乎每一位都曾參與過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為他們在投身音樂的道路上，給予一定的啟發與幫助。而當時只能透過卡帶或CD聆聽的頂尖合唱團，更透過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的邀請前來，讓廣大的台灣聽眾，能夠親耳聽聞他們的優異表現，進而掌握國際最新脈動，為台灣合唱界帶來的深遠影響，更是難以言喻。另外，在接軌國際的路上，台北愛樂合唱團更在藝術總監杜黑的堅持下，強調「無伴奏曲目」的重要性，不但早在1993年就委創無伴奏作品，之後成立的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更常年演出各地區、各時期的無伴奏合唱音樂，增進自我演唱能力的同時，也增加無伴奏作品在台灣的影響力。而2018年開始的台北國際合唱大賽，最終的大獎賽，也規定一定要包括一首無伴奏作品，為得就是更希望台灣合唱界能更與世界潮流接軌。最重要的，是在國際交流的同時，也讓台灣合唱演出「浮上檯面」，成為精緻表演藝術的重要種類之一。即便台灣尚未出現職業團，但與世界頂尖團體同在音樂節的舞台上演出，台灣合唱團的水準有目共睹，以台北愛樂合唱團與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為例，不但受邀至全世界30多國演出，更是國內交響樂團在演出大型合唱作品時的首選合作對象，擔任過許多重要作品的台灣首演。這些成就，都是50年來不斷的堅持累積，以及對於自身演出能力的不斷精進，才有辦法水到渠成，進而影響社會，直接或間接促成台灣合唱界百花齊放的當今榮景。國際交流恢復的時刻，正逢台北愛樂合唱團50週年，愛樂的朋友都在引頸期盼，在恢復常態後的世界，台北愛樂合唱團能夠帶領著台灣合唱界，迎向更加精采的璀璨未來！

杜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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