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樂而生》搶先試閱：走向指揮臺的第一步
楊頌斯在列寧格勒音樂學校的首要目標，就是進入同一城市的音樂學院就讀。一九五七年，他通過了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攻讀指揮、鋼琴以及小提琴，他已經無法想像從事父親的職業以外的工作：「我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甚至是最好的其中一個，後來我變得怠惰；而當我在聖彼得堡學習合唱指揮時，一切就很清楚了。雖然我還繼續上小提琴課，但這是因為我父親的緣故，他說這個樂器對於指揮家非常重要。」相對地，其他所有跟音樂無關的事情，楊頌斯都很少顧及，完全投注在教育訓練中。當時讓他覺得困擾與負擔的事，他在回顧時為其辯護：「我那時候沒有什麼休閒時間，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對我來說是正確的事，我學習如何具備工作能力，並且承擔責任。」工作狂的性格在此時逐漸形成。
他的指揮指導老師是尼可萊．拉賓諾維奇（Nikolai Rabinovich），當時最出色的教育者之一。楊頌斯顯然從未有反駁父執輩、持相反意見的念頭，連暫時嘗試或斟酌考慮其他的生活方式或者職業目標這樣的想法也沒有過。「我知道人們因為對立而變成半吊子的危險，不管是人性上，或者是像我的例子一樣。在藝術方面，我自己內心的世界還尚未足夠穩固，因此我非常信賴我的典範們，而且會像一個士兵般地實現一切，這也有可能來自我的拉脫維亞式紀律。」
列寧格勒音樂學院（Leningrad Conservatory）並非只是因德高望重的師資而赫赫有名，除此之外，這所學校位於歌劇院的建築裡，短暫的距離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優勢，讓學生可以跟專業的合唱團、歌者以及芭蕾舞團一起工作，學指揮的學生 一個禮拜有兩次可以站上「真正的」樂團指揮臺。楊頌斯額外還帶領一個合唱團，時間變得越來越緊縮；當他在一個零下二十五度的冬天早上，接續在合唱團排練之後、在仍然沉重的黑暗之中遲到出現在音樂學院時，教授對此不再體諒，他被告知不能一邊攻讀指揮的同時還指導一個合唱團，他必須儘快做出決定。楊頌斯選擇了繼續學習指揮。
在歌劇院排練室，經典曲目由學生跟專業人員一起排練。他被准許站在指揮臺上的第一齣歌劇，是莫札特的《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就像當時普遍的情況一樣，用俄文演出。他尤其注重情感的表現，他回憶說：「技巧與風格 當然也很重要，但是像在美國就不一樣：在那裡技巧於訓練位列第一，但在歐洲卻始終聚焦在音樂培養以及風格感受的精緻度；而在俄羅斯可能會出現，若學生情感上全然內化地再現一首考試的曲子，假如他彈鋼琴出現了一個小錯，結果並不會那麼悲劇，教授不會過度評估一個錯誤的音。」
對楊頌斯而言，音樂學院成為這個逐漸變得具有威脅性的世界中的一座島嶼，對於藝術家關懷備至，並且基於聲望的原因溺愛他們。藝術家也因此不想冒風險反對的蘇維埃帝國，卻陷入動搖。一九六八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 的共產黨在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的帶領下，嘗試在自己的國家實施自由化以及民主化規劃，這也是人民在僵化並且漠視人性的領導系統中激發出的反抗。然而所謂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只成為一段插曲，華 沙公約組織的軍隊還是在八月時進駐捷克斯洛伐克。
在這樣白熱化的氣氛中，作為年輕指揮家的楊頌斯被准許留在捷克的城市奧斯特拉瓦（Ostrava）。就算這是崇高的藝術，二十五歲的楊頌斯在這裡被視為蘇維埃文化活動的代表人物，因此相應地被鄙視。楊頌斯曾有一次在他的牛排中發現玻 璃碎片，彩排進行得並不順利，當時演出的捷克管弦樂團幾乎不怎麼理會指揮的指示；後來樂團成員卻領會到，指揮臺上的這位年輕人對於音樂燃燒著強烈的熱情——尤其是對於他們捷克的音樂，關係於是破冰。
在捷克停留的這些天，有一個德國鋼琴家在一次很短的路程中，讓楊頌斯坐上他的賓士車駕駛座，這是這位指揮家的夢想；然而卻出現了一個不愉快的意外：警察臨檢攔下了兩位音樂家，楊頌斯只有帶著護照，但沒有駕照隨身。有人告訴捷克警察這是蘇維埃的音樂家，警察便向他致敬，讓賓士車駛離，這也是脆弱的布拉格之春混亂中的一件插曲。
在楊頌斯的家庭中，只會遮遮掩掩地談論政治：「類似在廚房那樣。」罕見而且非常謹慎、此外只跟列寧格勒的親朋好友才會談論這個話題。除此之外，這個家庭不必受苦，也不需忍受貧困，他們不像姆斯蒂斯拉夫．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或者基頓．克萊曼（Gidon Kremer）那樣遭受報復制裁。阿爾維茲．楊頌斯卻好幾次全然忘記要謹慎小心，在餐廳裡非常大聲地講述政治笑話，以致於伊蕾達．楊頌斯多次警告他的丈夫，而且必須強迫他安靜。
對楊頌斯而言，一九六八年是命運之年，他首次與列寧格勒愛樂演出。而且同一個時間，出現了一個影響重大的邂逅：卡拉揚跟他的柏林愛樂管弦樂團（Berliner Philharmoniker）在蘇維埃訪問演出，他宣告不只要舉行音樂會，也將舉辦大師 班課程。文化部著手規劃安排，為此在列寧格勒選出十二位指揮家學生，馬利斯．楊頌斯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在西方古典音樂界領導人物跟前，楊頌斯演繹了約翰尼斯．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第二號交響曲的第一樂章終曲。
卡拉揚覺得興奮，他對馬利斯．楊頌斯以及也同樣參加的德米特里．基塔延科（Dmitri Kitayenko）提供了一個慷慨獨家的提議：他們兩人可以到柏林跟隨他學習。這不正是職業生涯中的夢想開端嗎？但蘇維埃當局拒絕了馬利斯．楊頌斯的出國旅行申請書，卡拉揚為此還親自寫了一封信給也是政治局成員的文化部長，而且同時選擇了直接且不十分友善的字眼，還是徒勞無功。對於這樣僵化的態度，深諳並且習慣權力的大指揮家也必須屈服投降。
然而此時卻出現了一條出路，蘇維埃政府當時跟奧地利維持經營一個文化交換計畫，指揮的學生可以前往維也納上課；而作為回報，奧地利的芭蕾舞學生則可以到以前由女沙皇安娜．伊凡諾芙娜（Anna Ioannovna）所創立的列寧格勒瓦加諾娃芭蕾舞學院（Vaganova Academy of Russian Ballet）就讀，這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芭蕾舞學校之一。人脈廣闊的卡拉揚就讓馬利斯．楊頌斯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這位被提攜的指揮學生於是得到前往維也納的車票，以及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大學（Universität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ünste）的入學許可。在參加列寧格勒大師班一年之後，楊頌斯搭著火車來到奧地利首都，抵達後必須馬上到那裡的蘇聯大使館報到，由一位跟拉脫維亞有聯繫的情報人員接待他；即使是在多瑙河（Danube）畔的這個城市，楊頌斯也必須被監管。
對楊頌斯尤其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他終於可以身處另一個音樂朝聖之地。奧地利的政治層面以及中立自由的狀態，與此相比只扮演一個次等的角色。其中具有決定性的是他的老師：漢斯．史瓦洛夫斯基（Hans Swarowsky）以及卡爾．歐斯特萊赫（Karl Österreicher）。 史瓦洛夫斯基一八九九年出生於布達佩斯，是葛拉茲歌劇院（Graz Opera）與維也納交響樂團（Wiener Symphoniker）的前任首席指揮，一九四六年起擔任音樂學院教授，在這期間成為國際重要指揮家導師之一。很多知名的未來代表人物都出自他的班級，克勞迪歐．阿巴多（Claudio Abbado）、伊凡．費雪（Iván Fischer）、傑穌斯．羅培茲．柯布斯（Jesús López Cobos）、祖賓．梅塔（Zubin Mehta）、朱塞佩．辛諾波里（Giuseppe Sinopoli）或者史提芬．史托爾泰茲（Stefan Soltesz）都在名單上。
就算史瓦洛夫斯基不像穆拉汶斯基那樣專制，但他同樣厭惡在意虛榮、只重外表與強調效果的詮釋——這對楊頌斯來說當然是同類相吸。同樣也是史瓦洛夫斯基門生的希臘——德國音樂學家康斯坦丁．弗洛若斯（Constantin Floros）在一篇 論文中回憶他在維也納所接受的訓練：「我們可以個別從史瓦洛夫斯基身上學到什麼呢？首先是精準的打拍技巧，這個打拍技巧蔑視所有種類的戲劇性姿勢。然後還有對於速度問題的探究、分句以及重拍的精準重視、力度與所謂的演奏標記，在很多例子中是表情記號。根據他的觀點，重要作曲家的總譜包含所有對於正確詮釋不可或缺的任務，他認為指揮的首要義務是仔細入微地精準注意這些說明。」
馬利斯．楊頌斯也從這些應該在指揮家身體語言展現出來的基本事物獲利：「史瓦洛夫斯基完全改變我的技巧，我必須先學習如何在樂團面前指揮，這並不簡單，因為不知道可以多早預先準備好下拍；我必須引導，同時卻不可以損害樂團的氣 氛與能量，而我的動作當時就是還不夠柔軟與靈活。」 馬利斯．楊頌斯在維也納被另一位教育者形塑，也就是史瓦洛斯夫基的學生、後來成為他助手的卡爾．歐斯特萊赫。他一九二三年出生於下奧地利的洛爾巴赫（Rohrbach），一九六四年起帶領音樂學院的管弦樂團，一九六九年起成為教授。風格上他也是聲響與結構清晰度的捍衛者，應該要對聽眾訴說作品本身、而不是他的詮釋，這就是他的信念。
二○○三年在卡爾．歐斯特萊赫過世八年後，維也納日報（Wiener Zeitung） 如此寫道：「他以『輪廓鮮明， 有時甚至生硬，卻一直保持清晰的詮釋』指揮布魯克納（AntonBruckner）的交響曲。」
楊頌斯白天跟隨兩位教授修習課程，還有在室內樂團或者音樂學院管弦樂團指揮臺譜架旁開始實務練習；晚上則定期到卡爾廣場附近，幾乎每天都在音樂協會的金色大廳。剛開始他還乖乖地排隊，為了可以在開門之後爬樓梯往上衝，搶到站票前排座最好的位置；後來他也越來越常去看排練，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關門的人跟音樂家出入口的工作人員也都認得他，所以楊頌斯就偷偷遛進去。他在那裡所看到跟聽到的東西，迄今為止只有從父親的描述或者從存放唱機和唱片的唱片櫃得知。他突然可以如此靠近所有傳說中的樂團跟他們的指揮，不只有維也納愛樂（Wiener Philharmoniker）跟維也納交響樂團，還有著名的來訪樂團。他在音樂方面的眼界原本僅僅侷限於蘇聯，現在，一個他必須首先克服與適應的世界，在他面前開展。
楊頌斯再度發現自己處在一個獨特的緊張關係中。他的老師史瓦洛夫斯基、歐斯特萊赫、穆拉汶斯基的顯著形象、還有部份來自父親阿爾維茲．楊頌斯，他們全部都曾是各自作品從強烈到不妥協的組織者。對他們來說，首要的是精準性以及 一絲不苟地遵循規定，較少關注在音樂方面的自我發展以及領域；重視的是結構的骨架與分析，而非飽和度與過高的樂趣；重要的是敏銳與分流，而不是曖昧不清的關係及高熱度的聽覺經歷。狀況徹底迥異之下，這位指揮學生當時簡直就是充滿矛盾地經歷了與卡拉揚的相遇，他的重要性（也）影響了楊頌斯音樂方面的鋪張聲勢、亢奮張力以及唯美主義，而卡拉揚的身體語言以及專心沉浸在指揮中的模樣，一直擁有某種示範性。
才一抵達維也納，楊頌斯就打電話給卡拉揚報備；卡拉揚非常高興，並且表現得慷慨大方：這位年輕人可以當他的助手。一九七○年，楊頌斯終於走到了這個地步，可以跟卡拉揚再度相見，卻不是在楊頌斯被禁止的柏林，而是在中立 地區薩爾茲堡復活節音樂節（Salzburg Easter Festival）。
一九六七年，卡拉揚像私人企業一樣地創立了音樂節，跟只在薩爾茲堡歌劇院演出的柏林愛樂管弦樂團，在頭幾年演出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尼貝龍指環》（Der Ring desNibelungen），較不尋常的是以《女武神》（Die Walküre）開場。
一九七○年春天，楊頌斯旅行至薩爾查赫（Salzach）河畔的薩爾茲堡， 在那裡應該以《諸神的黃昏》（Götterdämmerung）結束。這場音樂會中，演出節目單上 還有莫札特的《安魂曲》、布拉姆斯的第一號交響曲、布魯克納的第九號交響曲、以及莫札特的第二十三號鋼琴協奏曲（K.488），鋼琴獨奏為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在一九六八年於列寧格勒的相遇之後，楊頌斯再度聽到柏林愛樂演出時，他被「震懾」了；如同他後來所回憶時所說，樂團音色的延展以及本質與密度對他來說都是全新的。楊頌斯每天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十一點之間都供卡拉揚差遣，每一次的排練他都到場；此外也可以觀察這位巨星如何連 續不斷修潤一個小提琴單音，在楊頌斯的回憶中，每個音必須維持二十至三十秒之久，直到卡拉揚用以下的話語打斷：「不對！不對！聲音不該是這樣，請再來一次。」
這樣難以親近的人物甚至與同意跟楊頌斯進行關於音樂的對話，這些卻都是在匆忙的時刻所發生：卡拉揚習慣在最後幾秒才來彩排跟演出，在那之後他馬上再度坐上他的紅色法拉利。這位總是站在側邊舞臺以及後臺的年輕人，卻讓卡拉揚感 興趣：他好幾次對著楊頌斯談論他演出時的動作成因，談論他的基本原則；應該不只是因為他察覺到楊頌斯的天賦，同時也是因為他關注了楊頌斯在工作上的投入。
卡拉揚的理想在於被對他百依百順的工作狂所圍繞，在《諸神的黃昏》排練時，這個現象變得相當明顯。一如往常，卡拉揚不會指揮起手空拍，第一次加入的定音鼓手正好錯失了開始。楊頌斯這樣描述：卡拉揚中斷排練，並且變得很生氣地 問：「發生什麼事了？您必須熟悉總譜！您去拿總譜來，然後看看在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誰要開始唱歌！」這位乖乖牌便閉上嘴巴，把總譜擺到面前開始研讀。
楊頌斯在薩爾茲堡的落腳處相當簡陋，他住在奧地利—蘇聯協會的圖書館，就睡在放著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以及列寧出版品的長書架之間。如他所認為，作為助手的生活之外，也要能夠體驗其他的事。有一 次，他邀請了十多個朋友一起小聚一下，所有的人都睡在圖書館，直到這位卡拉揚提攜的後進突然覺得擔心；在清晨尚未破曉之前，楊頌斯叫醒所有人，暗示他們最好離開。這個責任感贏過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是另一個典型的楊頌斯時刻。
「如夢一般的美妙時光」，這是楊頌斯跟隨卡拉揚的那幾個禮拜所感受到的，而且也繼續發生：楊頌斯也被准許他來到薩爾茲堡的夏日音樂節。在許多其他的音樂會之外，他也體驗了一系列莫札特歌劇，小澤征爾（Seiji Ozawa）指揮《女人 皆如此》（Così fan tutte）、祖賓．梅塔指揮《後宮誘逃》（Die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沃夫崗．沙瓦利許（WolfgangSawallisch）指揮《魔笛》（Die Zauberflöte）、卡爾． 貝姆（Karl Böhm）指揮《費加洛婚禮》，當然還有卡拉揚指揮《唐．喬凡尼》（Don Giovanni），也指揮了威爾第（GiuseppeVerdi）的《奧泰羅》。在彩排時，發生了一件激烈的衝突，而卡拉揚對此屈服了，不只讓楊頌斯覺得驚訝。當時卡拉揚不停歇地一直跟瓊．維克斯（Jon Vickers）彩排，他是擔任主 角的歌者，而卡拉揚在一個特定的地方不斷覺得還有改進的空間；後來維克斯不僅力氣消失殆盡，同時也失去了耐心，這位男高音大爆發說：「拜託您現在不要再來煩我了！」楊頌斯如此描述，而卡拉揚嚥下了這口氣並且停止排練。
年輕指揮家也可從這樣的時刻學習，雖然楊頌斯後來對登臺演出非常堅持，甚至到毫不妥協的地步，然而他拒絕所有受傷的、苛求的或者出醜的事。在這些天，他感受到卡拉揚在所有層面都難以捉摸：「對我來說，他一直就像是一隻有著寬 闊翅膀的大鳥。我們在下方的地面上，他卻飛過世界上方，由一個高出許多的視角觀察它。」這隻大鳥也再一次地靠近這位學生的窪地，卡拉揚邀請他參加自己在柏林舉行的大賽；然而這位二十八歲的青年最後沒有贏得勝利，只有拿到光榮的第二名，但這一點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從阿爾維茲．楊頌斯的兒子，終於蛻變成馬利斯．楊頌斯。
（節選自《為樂而生》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