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著名的佛格爾和舒伯特同行畫；（中）韋伯畫像，他和貝多芬把酒言歡後幾天，與舒伯特不歡而散；（右）與韋伯一起受到貝多芬熱情接待，並留下紀錄的朱利烏斯．班奈狄克
《歐麗安特》排練期間，10月5日，韋伯和貝多芬在維也納附近的小城巴登會面。居中介紹的同行友人——指揮家朱利烏斯．班奈狄克（Julius Benedict）留下描述，從中我們可以再次印證貝多芬住處驚人的亂象，還有他對訪客不分性別的熱情親吻：
當我們走進這位偉人破敗的房間時，都感覺到一種怪異的激動；一切陷入可怕的雜亂無章——音樂、鈔票、衣物在地上、床鋪也沒有整理、桌子上放著破碎的咖啡杯，琴蓋敞開的鋼琴上佈滿厚厚的灰塵，幾乎已沒有了完整的琴弦；而作曲家本人則包裹在一條破舊的晨袍裏，面貌酷似李爾王或莪相 （筆者按：Ossian，傳說中3世紀的愛爾蘭英雄兼吟遊詩人）筆下的吟遊詩人。貝多芬濃密的頭髮向上豎起，怒髮中雜有灰白的頭髮，前額隆起，頭顱嵯峨如宇宙，他長著雄獅般的方形鼻子，嘴唇高貴而柔和，寬大的下巴有一道奇妙的，扇貝般的中裂，所有的貝多芬肖像都畫有這種下頜中裂。他的下巴由兩塊頜骨組成，這兩塊堅硬的頜骨似乎能夠夾碎最硬的核桃。長有天花瘢的大臉上泛起了深色的紅暈，濃密而緊蹙的眉毛下有一雙閃亮的小眼睛。貝多芬的形象酷似墩實的獨眼巨人，他的身材比韋伯稍高，穿著一件襤褸的便服，便服的袖口已破爛不堪。他用柔和的目光注視著來客。
就在韋伯自報姓名之前，貝多芬就認出了他。貝多芬熱情地擁抱他並且大聲叫道：「早安！原來是你。你這個傢伙，你真是一條好漢！」然後他把著名的寫字板遞給了韋伯。貝多芬首先挪走沙發上的樂譜，然後當著客人的面無拘無束地換上衣服，開始與韋伯進行友好的交談。
貝多芬開始抱怨他的境遇不佳。他破口大駡劇院管理部門、音樂會經紀人、義大利人、聽眾及其低級趣味；他尤其埋怨忘恩負義的侄兒。韋伯深受感動，他奉勸貝多芬趕緊擺脫這種令人沮喪的逆境，建議貝多芬到德國去巡演，在德國他將看見世人是如何地崇拜他。——「太遲了！」貝多芬嚷道，他做了一個彈鋼琴的姿勢，然後搖了搖頭。「那麼您就到英國去，英國人非常欣賞您」，韋伯大聲說道。「太遲了！」貝多芬嚷道，他挽起韋伯的胳膊，領著他前往紹爾飯店。貝多芬經常去這家飯店用餐。
我們在一起共進午餐，午餐的氣氛輕鬆而愉快。粗獷而冷峻的貝多芬此時對我大展殷勤，在餐桌上他頻頻為我斟酒加飯，把我當成了他的女伴，小心翼翼地關照我，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這一天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這位偉人對我如此尊重，如此關愛，這使我激動不已。
貝多芬將話題轉到了《歐麗安特》上，但是韋伯卻不願意談論這部歌劇。貝多芬於是就問餐桌對面的哈斯林格：「腳本的品質如何？」韋伯在寫字板上寫道：「還可以！其中的許多段落十分優美。」就在這時貝多芬看見哈斯林格在搖頭，於是他朗聲大笑，然後大聲說道:「又是陳詞濫調！德國詩人寫不出什麼好作品！」韋伯嚷道：「《費黛里奧》的腳本如何?」貝多芬答道：「原文為法語，譯成義大利語，隨後才被譯成德語。」……
告別時貝多芬和韋伯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他屢次親吻韋伯的臉，久久地握著韋伯的小手，並且大聲嚷道：「祝您的新歌劇演出成功！如果有可能，我會去觀看《歐麗安特》的首演！」
▲韋伯《歐麗安特》，首演時由亨麗葉特．桑塔格演唱劇名主角
最後的道別純粹是一種鼓勵，1823年10月25日，韋伯《歐麗安特》首演，耳疾嚴重又健忘的貝多芬當然没有到場，兩人也未能再重聚。《歐麗安特》一開始稱不上成功。貝多芬的贊助人李希諾夫斯基公爵在談話記錄簿上寫道：「《歐麗安特》的演出不甚成功，事實上沒多少人去看這部歌劇」。
第二天，10月26日，韋伯問來捧場的舒伯特：「你覺得我的歌劇怎麼樣？」舒伯特回答：「旋律太少了」。二人從此絕交！其實舒伯特蠻喜歡《魔彈射手》，所以參加了《歐麗安特》的首演，頗為失望。韋伯又大肆批評羅西尼，讓舒伯特很不愉快。其實，原本韋伯對舒伯特譜寫的兩齣歌劇也頗有興趣，此後也不再提起。
舒伯特與貝多芬不知道是否真的發生過的會面，據稱很可能也發生在1822年。兩位偉大作曲家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了31年，共同熟人包括：韋伯和貝多芬會面時作陪者之一出版商兼作曲家哈斯林格（Tobias Haslinger）、其同行迪亞貝利，評論家羅赫利茲（Friedrich Rochlitz），還有舒彭齊格（Ignaz Schuppanzigh）、霍爾茲（Karl Holz）、徹爾尼、男中音佛格爾、他的學生卡洛琳．溫格爾等音樂人，彼此社交圈重疊甚多。
舒伯特並不是一開始就全然仰慕貝多芬。1816 年，舒伯特曾嚴厲譴責貝多芬將悲劇和喜劇元素混合、將「最神聖的與丑角」結合，喚起狂野的激情，而不是引導聽眾走向愛和上帝，是一種近乎褻瀆的「離奇」傾向，並將音樂「怪誕」的趨勢歸咎於貝多芬。
1817 年，舒伯特在一張雙層摺頁紙的外頁上勾勒他的降E大調鋼琴奏鳴曲 （D568） 慢樂章的早期版本草稿，內頁居然是貝多芬歌曲《溫柔的愛》（Ich liebe dich, WoO123）的親筆簽名樂譜！因為兩人並未直接接觸，被推測可能是兩人共同的老師薩利耶里將「學長」貝多芬的親筆簽名送給「學弟」舒伯特。舒伯特後來將其中半頁紙送給好友安塞爾姆．胡頓布蘭諾 （Anselm Hüttenbrenner）——10年後，貝多芬臨終前在場的兩人之一——，另半頁在舒伯特去世後由侄兒收藏（1872 年，布拉姆斯收集到兩張半頁，才再次將這份獨特的二人手迹合而為一）。令人驚訝的是，20歲的舒伯特並不太重視貝多芬的親筆簽名樂譜，而拿來當草稿紙，甚至有學者認為，舒伯特早期對貝多芬的譴責和輕忽，還反映了當時認為奧地利音樂應該擺脫德意志音樂影響的思想——即使同為日耳曼人、同樣使用德語，音樂界也難免「戰南北」的情結。
後來，舒伯特完全改變了觀點，很可能因為貝多芬作為獨立作曲家的典範——特別在義大利歌劇風靡維也納——有了共同的敵人後，舒伯特發現自己的創作同樣與流行格格不入，無法受同時代人充分賞識。舒伯特曾謄寫貝多芬歌曲之一《星空下的晚歌》（Abendlied Untermgestirnten Himmel,WoO150，完成於 1820 年），並稍作改動，很可能為與自己與佛格爾合作演出而製作。
貝多芬的《費德里奧》於1822年重新上演，獲得先前未有的成功，一時被視為對抗義大利歌劇的可能性，所以當時許多人力勸貝多芬再創作一齣歌劇。舒伯特於同年發表鋼琴二重奏《法國歌曲主題變奏曲》（Op.10, D 624） ——被視為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器樂作品，出版樂譜上面印著由「崇拜者和仰慕者法蘭茲．舒伯特」獻給貝多芬。據推測，舒伯特可能通過出版商迪亞貝利獲得貝多芬的許可才題獻。
日後流傳兩人會面的時間也在這一年：其一是評論家羅赫利茲聲稱這年夏天，自己和舒伯特前往巴登，特地去拜訪貝多芬——地點與韋伯相同，時間則與亨麗葉特．桑塔格和卡洛琳．溫格爾相近——然而後來被證明為揑造。其二即舒伯特親自呈送《法國歌曲主題變奏曲》到貝多芬的住處——有些人報導說貝多芬不在家，所以舒伯特留下樂譜即離去，而另一些人卻說，貝多芬收到樂譜後立刻衝出來見舒伯特，還給予簡短評論，害羞的舒伯特猝不及防，驚慌失措。
無論何者為真，據說貝多芬曾與常遭他痛罵的侄子卡爾一起演奏《法國歌曲主題變奏曲》，而且非常樂在其中。舒伯特放棄當時慣例，選擇一位政經地位較高的題獻對象以獲得利益的機會，而將作品獻給無法換得實質回報的前輩，等同以音樂向貝多芬獻吻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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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伯特將1822年的《法國歌曲主題變奏曲》獻給貝多芬
舒伯特的兄長費迪南說弟弟「經常遇到貝多芬，他很尊敬他，尤其是他高度評價舒伯特的歌曲」，但缺乏證據。舒伯特本人曾經寫道，自己在一間擁擠的咖啡館裡看到貝多芬走過，但沒有勇氣接近他。胡頓布蘭諾則說，他和舒伯特經常在音樂商店裡見到貝多芬，貝多芬諷刺談論義大利歌劇被過度吹捧——這的確是當時的風氣，尤其是羅西尼狂熱可謂壓倒一切，引起「日耳曼」南北作曲家同仇敵愾。
貝多芬比舒伯特更望之儼然，一般會覺得難以親近，但以韋伯和兩位音樂家情況來看，世事是很難說的……舒伯特與韋伯不歡而散，貝多芬肯定韋伯，但有時候也嚴肅地批評、有時候則嘲弄地開玩笑。話題之一便是韋伯在貝多芬肖像上題詞：「遵照上帝的旨意！」侄兒卡爾在談及1823年12月的戲謔之語時說：「一些作曲家宣稱遵照他們自身的旨意：羅西尼則認為應該遵照維也納人的旨意。」而貝多芬的結論卻是：「遵照貝多芬的旨意。」
更重要的是，這三位音樂家的談話反映了日耳曼音樂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在當時的奧地利首都，義大利歌劇比日爾曼音樂更受歡迎，所以連貝多芬都忍不住調侃——還甩鍋推諉給劇本：「德國詩人寫不出什麼好作品！」另一方面，他當著韋伯的面破口大駡劇院管理部門、音樂會經紀人、義大利人、聽眾及其低級趣味，也呼應其助手辛德勒（Anton Felix Schindler）絕望地寫道：「多年來，幾乎沒有嚴肅的音樂問世。現在只流行以羅西尼歌劇為範本的改編鋼琴曲。一切竟是如此的貧乏，將來會怎樣呢？」
然而，這個局面並不是單純由藝術認知造成。奧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在促成瑪麗．路易莎與拿破崙聯姻、推動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簽署《楓丹白露條約》促使拿破崙流亡後，歐洲協調權力平衡持續了十數年，維也納居民面臨經濟危機，頹廢、空虛的社會局面，還有藝術和言論的箝制檢查壓力。但是，相關部門對從義大利引進的先進舞臺技術不太干預，所以義大利人音樂和舞蹈成了脫離梅特涅主義苦難的安慰劑，作家史湯達爾指出：「在這禁言的無情暴政下，除了音樂之外，任何藝術之花都無法開放。音樂成了談話的唯一題目。此外，人們對任何事情都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就這樣，歌劇成了人們自由欣賞的唯一戲劇形式」；「悲哀的生活方式愈偽善、愈墨守成規，文藝娛樂活動就應該愈放蕩」。義大利表演家的到來，使維也納居民大為興奮。即使對義大利歌劇抱持敵意的辛德勒也看出：「一場場演出，激發起不受任何禁令約束的熱情，致使人們的心緒全部陶醉於歌唱家們的精湛的演唱技巧之中」批評家在評論男高音名星告別演出後寫道：「當義大利客人離去之後，維也納又重新籠罩起憂傷的氣氛，人們的唯一安慰，就在於嘲弄德國的歌唱家！」
▲羅西尼拜訪貝多芬畫像
所以，和偶爾來作客的韋伯不同，生活在維也納的貝多芬和舒伯特罵歸罵，也深深理解義大利音樂自有優點。對於羅西尼的歌劇風行一時，旁人憤憤不平，如辛德勒抱怨：「唱詩班的指揮們對貝多芬的作品知道得太少了——他們只知道個羅西尼。」貝多芬本人的態度倒相當達觀：「是的，他們不能剝奪我在音樂上的地位。」他更稱讚：「羅西尼是一位有才華有旋律的音樂家，他的音樂迎合了時代的輕浮的直觀需要，他能在幾周之內寫出一部歌劇，而德國人則需要幾年的時間，這實在是了不起的多產。」 事實上，在韋伯和兩位女歌手（甚至還有舒伯特）之前不久，1822年4月13日，新婚不滿一個月的羅西尼到維也納上演自己的歌劇，期間也拜訪了貝多芬。貝多芬的耳疾成為交談障礙，羅西尼的德文水準不佳而無法筆談，所以，這次會見，彼此除了表示親善之外，收效不大。
羅西尼彬彬有禮地表達仰慕之情，貝多芬為《塞維理亞的理髮師》大獲成功向他道賀，但勸他不要創作莊歌劇。羅西尼後來追述道：「他希望我的《柴蜜拉》 （Zelmira）成功。臨別時，他把我們送到門口，再一次叮囑說：不要忘記多寫些《理髮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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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西尼《柴蜜拉》，他於1822年到維也納上演此劇期間，與貝多芬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