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而非「爵士」——蓋希文的音樂狂想（下）

「美國」而非「爵士」——蓋希文的音樂狂想（上） 「美國」而非「爵士」——蓋希文的音樂狂想（中） 蓋希文以接下來的鋼琴協奏曲、《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第二狂想曲》（ Second Rhapsody，1932）、《古巴序曲》（Cuban Overture，1932）超越了這些障礙，展現他與古典音樂更深層的聯繫，還有管弦樂配器方面的天份。同時，他從未放棄追求不同文化在音樂中相遇的風貌：在《一個美國人在巴黎》裡，這種相遇以法國流行舞曲（Charles Borel-Clerc的《La Mattchiche》）與變化自藍調的美式主題來呈現；《古巴序曲》則讓流行樂段《El manisero》與他自創的倫巴節奏主題相會——對他來說，倫巴之於古巴，正如藍調之於美國，正是象徵該國當代民謠的聲音符號——蓋希文這種把民謠看作可與當代文化、與都市環境相連的觀點，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他的表兄、民俗學家Ben Botkin。 1920年從哈佛畢業之後，Ben Botkin即遷居紐約、向哥倫比亞大學的Franz Boas學習民俗學，並密切關注著蓋希文這邊「創造時代的實驗」。Botkin將爵士當作都會民謠，他早期的幾篇論文觸及爵士與其在美國文化中的位置；他將《藍色狂想曲》與Carl Sandberg的詩作相比，預示它將會為美國本土音樂藝術帶來革命；他更鼓勵蓋希文擁抱現代社會的多樣性、把民俗文化當作涵攝過去、現在、未來的大傘。據Botkin所言，當代藝術家的工作，是要創造能夠加強對於國內不同人群、社群之間連繫與認識的作品——對他來說，關鍵問題不在於「什麼是民俗或民俗學」，而是「它們能夠為我們的文化做些什麼」——《波吉與貝絲》裡反映的黑人傳說，據信也是Botkin傳授給蓋希文的。在他的影響之下，蓋希文把「扮演異文化之間的詮釋者」視作自己身為作曲家的第一要務。 與《藍色星期一》大異其趣的是，蓋希文為《波吉與貝絲》在南卡羅萊納海灘待了好幾個月，研究古拉（Gullah）社群的音樂與文化，這個社群是由住在查勒斯頓邊緣海島、以往受奴役的非裔美人組成。在家書中，蓋希文說自己擁抱了在南方接觸的文化，但從未感受到自己真正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波吉與貝絲》並不是他所聞所聽的轉譯，而是他與這種文化相遇時的一分遐想。他曾對記者說：「譜寫此劇之初，為了音樂的整體性，我就決定不直接使用原生的民謠素材。因此，我寫了自己的靈歌與民謠，但他們仍然是民俗音樂，以歌劇為型式，《波吉與貝絲》也因此成了一齣民謠歌劇。」 1937年，蓋希文以38歲的英年辭世，但他的音樂，已成為美國意識的重要部分。雖然自《藍色狂想曲》首演以來，蓋希文就與爵士樂連上了線，有人甚至看到非裔美人的角色，就把《波吉與貝絲》稱為「爵士歌劇」。儘管在Charlie Parker、Miles Davis、Ella Fitzgerald等歌手口中，《I Got Rhythm》一如《Bebop》，在爵士興起過程中扮演關鍵一角，但蓋希文並非爵士音樂家，寫的也不是爵士樂曲。總體來說，他的曲子無法輕易歸為任何一類音樂，它們的樣貌、內容、配器、表演風格與文化特色仍在世代傳承之間不斷變化；他的創作與非裔美人文化關係密切，《藍色狂想曲》、《波吉與貝絲》、《Swanee》對這個族群的描寫，形塑人們對「美國聲景」的認知；而這些創作的誕生與登臺背後，正揭示了蓋希文逐漸成為一位作曲家、也是美國持續發展成為一個國家的複雜與多元。 *** 上一篇： 「美國」而非「爵士」——蓋希文的音樂狂想（中） - 原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