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樂誌】古典音樂中的馬（14）重生老驥🐎

▲（左至右）馬斯奈《唐吉訶德》巴黎首演海報；拉威爾《唐吉訶德致杜爾西內亞》樂譜封面；《唐吉訶德》電影海報 十九世紀中葉起，法國文壇與樂壇興起了一股強烈的「西班牙風潮」。這股熱潮並非偶發，而是法國浪漫主義對工業革命後冷酷、功利之理性世界的集體逃逸。自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西班牙紀行》（Voyage en Espagne）與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卡門》等出版後，庇里牛斯山以南被法蘭西知識分子想像為一片未被工業文明污染、充斥著原始激情、榮譽與悲劇色彩的靈魂淨土。 這種從異國色彩到浪漫主義的自我投射，也反映在樂壇：拉羅《西班牙交響曲》（1874）、比才《卡門》（1875）、夏布里耶《〈西班牙〉狂想曲》（1883），乃至後來德布西《伊貝利亞》與拉威爾《西班牙狂想曲》等，奠定了法派作曲家處理西班牙題材的高超技巧。德布西甚至曾打趣道：「*最美麗的西班牙，是由從未去過西班牙的法國人想像出來的*。」 法國十九世紀後期的「西班牙熱潮」是《唐吉訶德》音樂大爆發的直接溫床，而「西班牙—法國—俄羅斯」的三國跨文化交會，更一舉將這位拉曼查騎士從西班牙地方文學符號昇華為全人類的精神圖騰。 俄羅斯文化界對唐吉訶德有著極深的哲學共鳴，將唐吉訶德不合時宜的騎士行徑視為帶有救世色彩的「聖愚」（Юродивый ; 英譯：Holy Fool）：故意裝瘋賣傻，以此隱藏自己內心的精神純潔與謙卑的人，甚至是自主選擇外在的瘋癲、忍受嘲笑，來達到精神淨化的修行者；藉著瘋子的身份和言行，公開勸諫統治者和全社會、開示真相的揭露者。如：屠格涅夫1860年的著名演說與文論《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將唐吉訶德塑造為「為他人與理想無私獻身」的典範；杜思妥也夫斯基將《唐吉訶德》視為「人類思想中最偉大的作品」，並在小說《白痴》（1896）中，藉由女主角阿格拉雅之口，直接提到了《唐吉訶德》，更將主角梅什金公爵比作「貧苦的騎士」，並將一封情書藏在《唐吉訶德》這本書裡。 俄羅斯藝術大亨、芭蕾鉅子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於1907-1908年將夏里亞賓（Feodor Chaliapin）帶到巴黎演出（Saison Russe）。夏里亞賓帶給西歐的不僅是雄渾的嗓音，更是俄羅斯戲劇寫實主義的深層靈魂。法國作曲家目睹了俄國藝術家如何賦予角色震懾人心的精神重量，深受觸發。 蒙地卡羅歌劇院傳奇總監拉烏爾．岡斯堡（Raoul Gunsbourg）專門以夏里亞賓為男主角，邀請馬斯奈量身打造歌劇《唐吉訶德》，首演震撼歐洲，奠定夏里亞賓作為「當代唐吉訶德化身」的權威地位。 名導帕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籌拍影史首部《唐吉訶德》有聲電影，指定夏里亞賓主演並主唱。電影公司向多位作曲家委託譜寫歌曲，但因拉威爾當時罹患腦疾進度延誤，製片方緊急轉向伊貝爾邀稿。兩位作曲家在創作時，聲線目標全都是夏里亞賓那雄渾且充滿詩意的男低音。 對馬斯奈、拉威爾與伊貝爾而言，唐吉訶德不只是地中海舞曲與響板的異國符號，更是十九世紀末（Fin de siècle）法國藝術家對布爾喬亞階級庸俗化、物質主義氾濫的聲討——一位堅持浪漫理想、即使被嘲笑也不願妥協的高貴殉道者。 俄羅斯傳奇男低音夏里亞賓之所以能成為法國音樂大師們無可替代的靈感繆斯，源於他渾然天成的外在形體、革命性的歌劇表演寫實主義。夏里亞賓身高超過 190公分，身材修長瘦削，面容線條深邃且具備極強的表情張力。在視覺上，他無需過度化妝便能精準還原塞萬提斯筆下那位「高大瘦削、面容憂鬱」的長臉騎士（El Caballero de la Triste Figura）。 在籌備馬斯奈歌劇《唐吉訶德》期間，夏里亞賓向俄羅斯舞台藝術家亞歷山大．貝努瓦（Alexandre Benois）與蒙地卡羅歌劇院傳奇總監岡斯堡經理請教時，曾留下一段名言：「*我們要如何做，才能讓觀眾第一次看到唐吉訶德時，眼神裡充滿信任與親切？他的外表必須同時反映出無邊的想像力與極度的無助*。」這段話揭示出他將「無助」與「高尚」兩種看似相悖特質結合為一的創作心理。 在夏里亞賓之前，傳統歌劇中的男低音多半被定型為威嚴的國王、邪惡的魔鬼或滑稽的甘草配角。夏里亞賓將心理寫實主義（如史丹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引入歌劇舞台，以細緻入微的身段與極富色彩變化的音色，將唐吉訶德從一個「令人發笑的滑稽瘋子」，昇華為「堅持高尚理想卻遭現實摧殘的悲劇殉道者」。 這場跨國交會最精采之處，在於不同民族文化對這個西班牙符號的「共同注靈」：西班牙（母國與起源）提供拉曼查荒野的悲劇寓言、騎士道精神與正宗地中海舞曲骨架；法國（審美與語彙）提供極致精緻的管弦樂配器法、和聲色彩與當代劇場的演繹舞台；俄羅斯（靈魂與表現）透過夏里亞賓等巨匠的演繹，注入斯拉夫式的悲劇重量與深層心理寫實。 這種多國參與的文化現象，讓唐吉訶德徹底脫離了十七世紀拉曼查荒野的地理限制，超越母國，成為普世象徵，轉化為全人類的現代寓言。他跨下忠實的老馬那蹣跚的蹄聲，也在作曲家的音符裏幻化新生。 *** 　　 延伸閱讀： 【詩樂誌】《西班牙交響曲》的尷尬處境——法國作曲家拉羅200歲冥誕（1） 【詩樂誌】作曲廢材x芭蕾鉅子——佳吉列夫（Serge Diaghilev）150歲冥誕紀念（5）》俄羅斯第一位國際音樂表演巨星——夏里亞賓） ▲馬斯奈《唐吉訶德》 法國歌劇大師馬斯奈（Jules Massenet）於1910年在蒙地卡羅首演的五幕英雄喜劇《唐吉訶德》（Don Quichotte, Comédie héroïque），是其生命晚期的傑作。這部歌劇專為傳奇俄羅斯男低音夏里亞賓量身打造。當時67歲高齡且飽受急性風濕關節炎折磨的馬斯奈，將自身的晚年心境投射在這位年邁、不合時宜，卻拼死守護理想的老騎士身上。 劇本由亨利．凱恩（Henri Caïn）改編自雅克．勒洛林（Jacques Le Lorrain）於1904年首演的舞台劇《長臉騎士》，劇情間接地從小說原著中汲取靈感。內容高度浪漫化，將原著中的農家女阿爾東莎（Aldonza）改寫為更精緻、世故、風情萬種的地方美女杜爾西內亞，激發了痴心老人的英雄冒險。全劇共五幕：第一幕展現廣場歡慶、騎士進場與求愛；第二幕為清晨薄霧中的風車大戰；第三幕描繪騎士深入內華達山脈的強盜巢穴，以高尚情操感化強盜首領特內布倫並奪回珍珠項鍊；第四幕為城堡舞會上獻回項鍊求婚卻遭眾人嘲笑，桑丘憤怒斥責貴族；第五幕則是古老森林山道中，瀕死的唐吉訶德向桑丘獻上「夢想之島」，並在對杜爾西內亞的呼喚中安詳離世。 馬斯奈為此曲動用了色彩極其豐富的大型管弦樂團，配器上融入了兩架豎琴、全套西班牙響板、鈴鼓與大鍵琴等異國色彩樂器，並大量使用大提琴獨奏與英國管來勾勒唐吉訶德內心的抒情與憂鬱。相較於巴洛克時期泰勒曼式的諷刺漫畫或史特勞斯對老馬生理缺陷的刻薄嘲弄，馬斯奈完全去除了對老馬羅希南特的滑稽化處理，而是站在唐吉訶德的主觀視角，將這匹馬洗去風塵，賦予其崇高與尊嚴。 第一幕當群眾歡呼「拉曼查的唐吉訶德萬歲」時，主角騎著老馬羅希南特、桑丘騎著毛驢進場，馬斯奈寫下了一段帶著西班牙風情且節奏強烈的騎士進行曲，樂團的銅管與低音弦樂模擬了馬匹前進的堂皇步態。第二幕風車大戰中，音樂則將焦點留給管弦樂鋪天蓋地的狂風與衝鋒動機，呈現騎士與戰馬融為一體、義無反顧衝向巨人的交響風暴。第四幕舞會前的著名《間奏曲》，則以第一與第二小提琴極其流暢圓滑的十六分音符連音配合雙豎琴琶音，以平穩無顛簸的滾動律動，具象化了上流社會貴族奢華馬車平穩駛入城堡的大道畫面，與民間馬車的顛簸形成強烈對比。 在歌劇對「馬」的聲學表現上，馬斯奈展現了極具抒情性與擬人化的雙重變奏。在第一幕開頭的主角登場情節中，馬斯奈利用全樂團響板的敲擊，配合大提琴與低音提琴規律的八分之六拍跳音（Staccato）附點節奏，極其寫實地模擬了戰馬與騾子在石子路上交替踩踏、由遠至近的馬蹄聲，為歌劇注入了濃厚的地中海節慶動能。 全曲最感人的馬匹音樂表現，則凝結於第五幕的大結局中：在拉曼查荒野的黑夜裡，老瘦馬羅希南特垂頭喪氣地站在瀕死的主人身旁。當男低音夏里亞賓唱出對桑丘的告別與對繁星的詠嘆時，樂團中代表唐吉訶德的大提琴獨奏，與低音管、英國管交織出一連串極微弱、帶有下滑音的二度不協和音型。這段音響極其逼真且深情地模擬了老馬感知到主人生命即將耗盡時，在黑暗中發出的微弱、沙啞的悲鳴與喘息噴氣聲。馬斯奈將馬的物理呼吸轉化為大提琴的哭泣，使這匹老馬徹底脫離了動物性的擬音，昇華為一位理解騎士孤寂、隨之同悲的靈魂知己，完成了一幅帶有夕陽餘暉般崇高且憂傷的戰馬音樂畫卷。 *** 延伸閱讀： 《泰伊思冥想曲》《瑪儂》法國作曲家馬斯奈（Jules Massenet） ▲拉威爾：歌曲集《唐吉訶德致杜爾西內亞》 法國印象主義與配器大師莫里斯．拉威爾（Maurice Ravel）在其「創作生命」終點前的最後孤作——歌曲集《唐吉訶德致杜爾西內亞》（Don Quichotte à Dulcinée），則將戰馬「羅希南特」的音樂表現推向了極致的「節奏抽象化」與「形而上學昇華」。這套由〈浪漫之歌〉、〈史詩之歌〉與〈飲酒之歌〉組成的三聯畫，原本是為夏里亞賓主演的電影配樂所寫，最終成為拉威爾因神經疾病封筆前的天鵝之歌。 拉威爾以「瑞士鐘錶匠」般的微雕配器工藝，將西班牙三大民間舞曲：瓜希拉舞曲（Guajira）、索爾西科舞曲（Zortzico）與霍塔舞曲（Jota）的骨架，融鑄進管弦樂與人聲的對話之中。在這場最終的音樂微雕中，傳統標題音樂中實體的戰馬嘶鳴與鐵蹄轟鳴被徹底蒸發。拉威爾將戰馬的肉體肌肉律動，完全抽象化進了永恆交替的西班牙舞曲節拍裡。 在第一首〈浪漫之歌〉中，拉威爾讓弦樂群與豎琴以極輕的撥弦模擬西班牙吉他的掃弦音效，最天才的設計在於，樂曲在3/4拍（重音在第一、三拍）與6/8拍（重音在第一、四拍）之間進行高難度且頻繁的交替。這種節奏的切換導致音樂的身體律動產生了一種「重心不斷在左右腳轉移、極不對稱」的聽覺視覺化體驗，無比精緻地具象化了唐吉訶德騎著那匹老瘦馬時，老馬因關節退化、一深一淺、一拐一拐踱步的「跛足步伐」。 拉威爾沒有使用任何動物擬音，僅憑單純的西班牙舞曲節奏錯位，就勾勒出了這匹瘦馬的生理骨架。到了第三首〈飲酒之歌〉，當男低音唱到大醉之際，樂團木管與大提琴突然拉奏出一連串急促的三連音下行滑行，暗示了醉倒的主人與同樣疲憊的老馬在狂歡後的踉蹌步伐。拉威爾用那吉他般晶瑩剔透的器樂彈撥，將駿馬的物理存在溶解，最終只在舞曲節拍的殘響裡，留下了那載著不願醒來的瘋狂騎士、在虛無與理想中無聲前行的靈魂馬蹄聲。 *** 延伸閱讀： 拉威爾車禍週年 法國印象派「最精確的瑞士鐘錶匠」拉威爾（Maurice Ravel） ▲伊貝爾親自指揮《四首唐吉訶德歌曲》，與夏里亞賓合作錄音 法國新古典主義音樂大師雅克．伊貝爾（Jacques Ibert）與拉威爾幾乎同時為夏里亞賓主演的電影創作了《四首唐吉訶德歌曲》（Quatre Chansons de Don Quichotte），隨後又創作舞蹈史詩《遊俠騎士》（Le Chevalier errant）。 在《唐吉訶德歌曲》中，伊貝爾採用了精簡而透明的室內管弦樂團編制，利用低音管的斷奏與豎琴的點描模擬西班牙吉他，為威嚴沉重的男低音提供輕盈的對位，串聯起騎士從出征、求愛、受嘲弄到臨終的精神軌跡。 伊貝爾對「馬」的聲學表現，提供了從「黎明出征的躍動」到「臨終解鎖的定格」的完整心理弧線。在第一首〈出征之歌〉（Chanson du depart）開頭，樂團奏出了一個充滿朝氣、略帶搖擺的6/8拍騎士進行曲律動。伊貝爾利用低音管（Bassoon）清脆的斷奏與豎琴規律的低音撥弦，在背景中貼切地具象化了老瘦馬「羅希南特」在黎明微光中邁開馬蹄、一步一步輕快踏步出發的生理節奏，小號嘹亮的軍號聲與馬蹄律動交織，充滿了踏上偉大旅程的自信。 然而，到了第四首〈死亡之歌〉（Chanson de la mort）的後半段（唐吉訶德即將斷氣的瞬間），當主角向桑丘唱出最後的告別時，管弦樂中所有代表「行進、踏步」的進行曲附點節奏徹底消失。伊貝爾讓弦樂群拉奏出極其微弱、平穩且沒有任何起伏的延伸長音（Sustained notes），配合豎琴最後一下微弱的音響。這段配器在心理解構上極其深刻，象徵著隨著主人的生命走向終點，那匹陪伴一生的老瘦馬也終於被卸下了沉重的馬鞍，停止了無休止的流浪，在寂靜的荒野中靜止下來。戰馬步伐的停止，對應了主人靈魂的安息，伊貝爾以此展現了馬作為「騎士生命共同體」最終的悲劇昇華。 1935至1936年間，伊貝爾為著名舞蹈家兼贊助人伊達．魯賓斯坦（Ida Rubinstein）創作了結合大型管弦樂團、合唱團與朗誦者的「舞蹈史詩」《遊俠騎士》。腳本由伊莉莎白．德．格拉蒙（Élisabeth de Gramont）根據小說《唐吉訶德》改編，全曲分為四篇音樂畫卷（Tableaux），組成一部色彩斑斕的管弦樂組曲。 《四首歌曲》中的馬是「騎士的夥伴」，以低音管與撥弦勾勒出伴隨男低音的親密蹄聲；《遊俠騎士》中的馬則是「處境的呈現」，透過管弦樂極速切分音與色彩斑斕的打擊樂，展現了老馬衝刺、亂蹄、漫遊和停步等動態美學。 相較於歌曲集的親密感，《遊俠騎士》動用了龐大的管弦樂團與舞劇動能，對「戰馬衝鋒」進行了極具感官衝擊的管弦樂繪畫：第一樂章〈風車〉（Les Moulins）中充滿切分音與複合節奏的極速律動模式，正是唐吉訶德揚鞭加速、騎著羅希南特衝向巨大風車的狂飆馬蹄聲。隨後打擊樂爆發、銅管發出撕裂音色，呈現戰馬與狂風中的風車葉片劇烈相撞，伴隨著大幅度的下行音階，描繪人與馬匹重重摔落於地的慘烈與荒謬。 第三樂章〈黃金年代〉（L'Age D'Or）中，大膽使用薩克斯風來代表唐吉訶德的孤獨靈魂，背景則配合吉他掃弦與弦樂輕微的漫步節奏，呈現漫步穿梭於庇里牛斯山谷的馬蹄微音，沉浸於理想黃金時代的優雅步態。第四樂章〈喜劇演員與終曲〉（Les Comédiens Et Final）前半段以帶有西班牙嘉年華風格的進行曲節奏，描繪劇團、馬車與騎馬隊伍浩浩盪盪進城的喧鬧遊行場景，直到致命重擊降臨，馬蹄律動才被戲劇性的悲劇聲響切斷。 *** 延伸閱讀： 「所有體系都是有效的」法國作曲家伊貝爾（Jacques Ibert） ▲伊貝爾《遊俠騎士》第一樂章〈風車〉（Les Moulins） 夏里亞賓一生對唐吉訶德情有獨鍾，甚至將騎士的孤獨與偏執投射至自身離鄉流亡、堅守藝術信仰的命運。在自傳《面具與靈魂》（*Man and Mask, 1932*） 中，探討其角色塑造時，多次將唐吉訶德與俄國傳統文化中的「聖愚」相提並論：騎士的「瘋狂」並非精神病理學上的失常，而是一種「極致的聖潔與天真」。他認為唐吉訶德帶著孩童般的純真去對抗世俗的算計，這種反差構成了最深沉的悲劇。 在這位傳奇男低音眼中，唐吉訶德其實是世上最純潔、最善良的人，「他的瘋狂正是因為這世界太過殘酷」。這種靈魂深處的共鳴，讓他的演唱帶有震懾人心的靈魂感染力。 　 夏里亞賓因俄國革命被迫遠走他鄉、流亡巴黎，並與文學家同胞好友高爾基（Maxim Gorky）等決裂。在他晚年的信件與訪談中，多次感嘆現實世界的冷酷與功利，並表示自己在演繹唐吉訶德時，感受到的不再是十七世紀的騎士喜劇，而是當代理想主義者在冷酷現實中被排擠、被誤解的孤獨感。 在二次大戰前後的動盪年代，唐吉訶德變成了個體面對科技異化、機械化社會與集體狂熱時，堅持保有人格尊嚴的最後堡壘。無論在馬德里、巴黎、莫斯科還是紐約，唐吉訶德不再專屬西班牙，而代表了普世的「理想 vs. 現實」、「詩意 vs. 功利」、「個體精神 vs. 體制壓迫」等永恆命題：西班牙誕育其骨血，法國為之披上華服，俄羅斯賦予新靈魂，最終瘋癲騎士跨上那匹衰老瘦馬，蹄聲化作無盡音符，奔向了全人類的精神星空。 ▲伊貝爾《遊俠騎士》第三樂章〈黃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