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音樂史（三）：傷寒、梅毒與霍亂

▲戰爭帶來瘟疫，瘟疫影響戰爭。1812年俄法戰爭時，傷寒在法軍中大肆流行，是拿破崙失敗的因素之一。 *** **傷寒或斑疹傷寒：病名和症狀的混淆** 傷寒為名的疾病也常與感冒混淆。前述莫札特姊弟在1765年的重病，也有史家認為不是感冒，而是斑疹傷寒(Typhus)。1778年，莫札特最後一次在母親陪伴下，前往巴黎演奏，試圖找一份好工作。6月18日，《D大調交響曲》首次在聖靈音樂會上公開首演，「非常成功」，日後此曲號別號《巴黎交響曲》。美中不足，莫扎特的母親病得無法出席。更令人遺憾的是，兩個星期後，殷勤陪伴愛子奔波的母親就病故異鄉，可能是斑疹傷寒，或者傷寒所致。 傷寒這個病名在古代中國早有記載，但並不同於西方醫學所稱的「Typhoid Fever」。另外，傷寒跟斑疹傷寒同樣會造成身體出現玫瑰色斑，古代醫生認為它們是同一種疾病。如今我們知道：傷寒的病源為傷寒桿菌和副傷寒桿菌，均為沙門氏菌屬；流行性斑疹傷寒是體蝨傳播的立克次體引起，兩者是不同細菌引起的不同病症，而且各自都可以再細加區分。但是，古代人並不知曉，相關記載也不確而常混淆。不過，那對這些傳染病的殺傷力毫無影響。 十七世紀前半，三十年戰爭摧毀許多城鎮，並破壞經濟，除軍事掠奪外，據稱軍隊帶來斑疹傷寒，疫情使整個地區人口驟減。當時許多音樂家因而失去職位，例如原本在哈雷擔任樂長的塞繆爾．沙伊特(Samuel Scheidt)。另一位日耳曼作曲家梅爾希爾．法朗克(Melchior Franck)幸運地保住職位，不幸的是，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因病亡故。 十七世紀以後，歐洲王侯權貴及富裕的中、上層市民剃光頭髮並戴假髮的習俗大肆流行，據說便包含預防傷寒的作用。然而，這些難以區辨的疾病持續肆虐。1812年俄法戰爭時，傷寒在法軍中大肆流行，造成眾多人死亡，是拿破崙失敗的因素之一——雖然我們不能在《1812序曲》中聽出這種細節。 舒伯特晚期的病狀與水銀中毒的病狀相似，而水銀正是19世紀早期被用來治療梅毒的藥物，另一方面，他致死的最終病症卻很可能是傷寒症。生前與舊友兼對手「圓舞曲之父」約翰．史特勞斯齊名，事實上更早將圓舞曲從簡單的鄉間舞曲改良到上層社會所喜歡曲式的維也納作曲家——藍納(Joseph Lanner)、李斯特的高徒陶西格(Karl Tausig)也都死於傷寒症狀的疾病。堪稱是音樂史上最早逝的作曲家之一——比利時的紀堯姆．勒克(Guillaume Lekeu)死因有謂為傷寒，亦有謂為感染芽苞桿菌(Bacillaceae)，時為1893年，二十世紀將近，人們仍難以區別這些病症。 十九世紀斑疹傷寒的流行，與霍亂同為勞工運動頻發的原因之一，並最終帶動了各國的城市改造及徹底整治公共衛生等城市政策的完善。然而，這阻止不了戰場上的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羅斯有3000萬人罹患傷寒，其中一成左右的人不幸死亡。192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法國細菌學家夏爾．尼科勒(Charles Nicolle)對斑疹傷寒的研究。然而，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內仍有傷寒流行，造成大量死亡。荷蘭猶太裔作曲家尼可．李希特(Nico Richter)生前是位醫生，最後進入惡名昭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要求治療斑疹傷寒患者。在戰爭的最後一個冬天，他被調到達豪(Dachau)。受到許多折磨和苦難後，在1945年，他終獲得釋放，不過肺部已經染上重病。他在病榻上還譜寫了《小夜曲》(為長笛，小提琴和中提琴)，去世時未滿30歲。 *** **梅毒：偉大的模仿者** 梅毒是一種細菌型的性感染疾病，存在許多爭議。來源方面，「哥倫布假說」認為梅毒是從美洲被傳播到歐洲，並與哥倫布遠航的船員們脫不了關係；「前哥倫布假說」則認為其實歐洲本來就存在梅毒，只是直到那個時期才正式被發現。大航海時代以來，新世界與歐洲、非洲和亞洲之間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持續進行，史學家所謂「哥倫布大交換」，也包括了傳染病的交流。

▲左圖：歐洲的殖民行為導致許多傳染病流行全球，「哥倫布大交換」也包括了傳染病的交流。▲右圖：符合梅毒醫學形象的早期畫作。 病症方面，梅毒類似許多其他疾病，而被稱為「偉大的模仿者」。疾病混淆不清，患者也就難以斷定；因為大量透過性行為傳播，成了人們羞於談論，並急欲否認感染的疾病。哥倫布可能感染梅毒，但我們在紀念到達美國四百周年的弗朗切蒂(Alberto Franchetti)四幕歌劇《哥倫布》、「法國六人組」中米堯(Darius Milhaud)和詩人保羅．克洛岱爾(Paul Claudel)合作的《克利斯多夫．哥倫布》，或菲利普．葛拉斯(Philip Glass)為紀念發現美洲五百週年所創作的歌劇《航海》(The Voyage)等歌功頌德為主的音樂作品中，自然難以聽到這類情節。 梅毒爆發流行的最早書面記錄，在1494至1495年的拿坡里。當時義大利戰爭正恰開打，侵略的法軍於是也被視為傳播者，所以梅毒最初被拿坡里人稱為「法國人病」。 可能患者包括十六世紀初英國亨利八世，這位妻子情婦「一死一活，兩個離婚，兩個砍頭」的國王駕崩時傷口潰爛，後來他患有梅毒的傳言甚廣。民間曾傳說《綠袖子》出自他之手，雖不太可能，但這位君王的確是位作曲家，有樂曲傳世。十六世紀中期，俄羅斯沙皇國創建者——伊凡四世，別名「伊凡雷帝」，即俄羅斯音樂作品中常出現的「恐怖伊凡」，據說也患有梅毒。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亨利八世和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的女兒伊莉莎白一世締造的「黃金時代」，同時被調侃為「英格蘭每個人(特別是士兵)都患有梅毒」。 威尼斯在十六世紀設立的一所梅毒病院，後來擴大照顧各種病人。在疫病中不忘教育薰陶，而為其中為數不少的年輕女性患者附設了一所學校。1568年開始納入音樂課程，稱「疑難雜症音樂院」(Conservatorio degli Incurabili)，逐漸也召收健康女性學員，十七至十八世紀「聖樂大師」安東尼奧．洛蒂(Antonio Lotti)曾在此教學。後來又改名「乞丐醫院」(Ospedale del Mendicanti)，1740年，「喜歌劇之父」加露皮(Baldassare Galuppi)被任命為該院的音樂總監。 梅毒在十八世紀歐洲更廣為流行。「神聖的波希米亞人」米斯利維契克(Josef Myslivecek)與莫札特曾密初往來。莫札特曾受其風格影響，名下還有幾首樂曲其實是米斯利維契克之作。因為梅毒導致潰爛，米斯利維契克死前已經沒了鼻子。 貝多芬也曾被懷疑感染梅毒。十九世紀浪漫時期以來，更有許多名人可能都是患者，音樂家就包括：帕格尼尼、舒伯特、董尼采蒂、舒曼、史麥塔納、夏布里耶……。然而，也有不少個案存有爭議。 舒伯特可能在1822年底感染梅毒，當時正值25歲。一開始病況還不太嚴重，經治療後恢復社交生活，友人施溫德(Schwind)記述舒伯特不再戴假髮，「第一次露出他的小鬈髮」。之後病況轉趨嚴重，舒伯特留下許多文字涉及病況：1823年2月28日，給音樂出版商的信上：「我的身體狀況還是禁止我走出房子」，在遭禁足休養的這個月，他創作了《a小調奏鳴曲》(D. 784)。 3月，醫生限制他的飲食，開了一份特殊的菜單：麵包湯和小牛肉、扇貝、大量的茶，而且要沐浴齋戒。但是，病情沒有持續改善。舒伯特深刻領會「沒有人體會他人的痛苦」：「想像一個人的健康再也無法恢復，只會更糟，不可能改善；我說，想像一個人最光明燦爛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只剩下深沉的痛苦，他對美好事物的熱情(至少有些刺激)即將消逝」；「這首歌我現在每天唱，每晚就寢時真希望就此長眠不起，每天早晨只讓我想起昨天的悲痛」。同月出版的歌曲〈遠方的驅使〉(Drang in die Ferne D.770)據說就是舒伯特飽經梅毒反覆折磨一個冬季後寫下的曲子：「*別擔心我會孤單，曲折的小徑將引領我；／那兒也會有著／明月和群星閃耀*」；「*如果我再也無法／回到你們身邊，我心愛的人們，／那就請認為　我一定找到了／快樂，在一片更美好的土地*」。 然而，月底，舒伯特在筆記本上寫道：「痛苦與不悅，更加深理解，也加強理性」。這番領悟，就不難想像在病痛折磨下如何能創作《偉大交響曲》這般輝煌鉅作。

▲左圖：能看到露出小鬈髮的舒伯特，可能是因為他治療梅毒後不戴假髮。▲右圖：「琴魔」帕格尼尼受盡梅毒和結核雙重折磨。 「琴魔」帕格尼尼也在1822年被診斷出罹患梅毒，接受過多位醫生的排毒、禁食、增加飲食、刺激、順勢等療法，無法根治疾病，但尚可緩解症狀。然而，其中有些醫藥理論恰好相反，讓病患無所適從。水銀和鴉片等藥物更對身心都產生嚴重的副作用：長期咳嗽、牙齦膿瘍、聲帶炎、消化不良、腹痛、排尿灼熱困難。病痛折磨肉體也銷磨心志，帕格尼尼有時候一連好幾個月不碰小提琴。在 1821年的《我心如死灰變奏曲》(Introduction and Variations on 'Nel cor più non mi sento')與 1825-1826年的《軍隊奏鳴曲》(Sonata Militaire)之間，他無法強打精神來譜寫任何具重要性的作品，只有一些小品，主要都是為吉他所譜寫。帕格尼尼身心疲憊時，常會轉向這項樂器。 雪上加霜，帕格尼尼之後又感染結核，並於1834年在巴黎接受治療。儘管病況恢復得不錯，但由於各種健康問題（從普通感冒到抑鬱症，持續數天至數月），頻繁取消演出，而嚴重損害其職業聲譽和經濟狀況。1838年的春夏，帕格尼尼的信件中滿是抱怨：巴黎令人憎惡的氣候、庸醫的荒唐，關於醫藥、療法等內容，或者描述自己每晚都受著臀部、大腿疼痛與高燒、咳嗽的折磨，痛苦地遵循處方與飲食控制。 不過，在這些慘澹歲月中，帕格尼尼偶爾也會顯露出面對病魔的勇氣與痊癒後的未來擘劃。例如，在一封信裡抱怨巴黎醫生不好後，他答應返回義大利時，將帶著「貝多芬最後一首四重奏，我很樂意演奏這些曲子給你聽，還有史博(Louis Spohr)的那些作品」。另一封信中，他說他因為發燒、疼痛與咳嗽，已經有十二天不曾睡覺，不過也提到他譜寫的「三首龐大奏鳴曲」，其中一首(或指《春》La Pumaveral )「值得女王欣賞」。他計畫到倫敦做短期的訪問，並且告訴英國人，他想將自己最後譜寫的音樂題獻給他們。到了9月，他表示覺得好了點，甚至談及(在嚴冬！)訪問俄國……遺憾的是，1840年5月27日，因喉頭結核和內出血，一代琴魔客死於法國尼斯，享年58歲。 清醒著期望不可能的治癒，比起失去自我瘋狂至死，究竟何者更為不幸？有兩位知名人士，都曾欽佩華格納，又滿懷期待地呈上自己的音樂創作給布拉姆斯，卻遭其冷落或批判，後來兩人可能都因為染上梅毒而精神失常，被送入療養院身亡：哲學家尼采，和偉大的藝術歌曲作者沃爾夫(Hugo Wolf)。 譜寫過不少樂曲的哲學家尼采，也是與布拉姆斯相互詬罵者中罕見有成效的一位，他寫了洋洋灑灑的文章譏諷布拉姆斯是「音樂宦官」，竟令布拉姆斯為此陷入憂鬱，寫信給紅粉知己訴苦。不過，一年後，尼采就精神崩潰──1889年1月，他在義大利杜林街上引起公眾騷動而被警方帶回。接著幾日裡，尼采寄出幾封「發瘋的信件」給數名友人──包括華格納的遺孀科西瑪。雖然與兩人理念相左而分道揚鑣，尼采對於曾崇拜的華格納抱持著矛盾心理，似乎渴望藉著親近其遺孀象徵性接替音樂大師在德國文化中的偶像地位，而在被送入療養院時聲稱「是我的妻子科西瑪將我送進來的」。 親友們在照料已無法與人正常溝通的尼采時，不忘繼續出其著作──包括《尼采反對華格納》，這位哲學家得以重新受到世人重視。在母親去世後，尼采搬到魏瑪，由妹妹伊莉莎白負責照顧。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於肺炎。 尼采長期被認為因後期梅毒而精神錯亂去世，然而，後來陸續有人質疑他的許多病徵、健康狀況似乎與傳統的梅毒感染不同，甚至有些人則主張他發瘋的緣故是哲學思想所帶來的心理失調，至今仍爭議不斷。這與後人試圖舉出舒伯特、舒曼等的病況未必是梅毒是同樣心理，人們總希望敬仰人物的生命更光彩一點──包括他們患的疾病！ 沃爾夫被譽舒伯特和舒曼之後最偉大的藝術歌曲創作者，人生最後幾年的症狀符合梅毒末期。1880年前後，他和多才多金的好友高德史密特等交往密切，常共同出入聲色場所，可能就種下了病因。 沃爾夫主要以樂評維生，相關工作一部分是靠著富有的珠寶商人韓瑞希才獲得。不過，沃爾夫的文章不只品評樂曲、用來詬罵布拉姆斯等仇敵，甚至藉以和韓瑞希的妻子美蘭妮暗通款曲。在沃爾夫進入療養院後，美蘭妮每週探望他三次，幾無間斷。 1897年7月，沃爾夫第一次嚴重發病，主要刺激來自老同學馬勒出任維也納歌劇院總監，卻拒絕演出他的歌劇《市長》(Der Corregidor)。沃爾夫精神失常，在維也納街頭和咖啡館裡，逢人便聲稱自己就是馬勒，是新任的歌劇院總監。9月，他被友人哄進精神病院，一度病情好轉出院。1898年10月再度發病入院，自此再沒有離開。初進病院時，沃爾夫病情時好時壞，還有時作曲、有時彈琴，和朋友們維持通信。1899年夏天，他的記憶力逐漸消失，行為變得粗暴。到聖誕節，朋友去探望時，發現他已被關在裝有鐵欄干的床上。1900年初，他逐漸失去說話和行動的能力。1903年1月4日，維也納《時代週報》(Die Zeit)報導：「他的眼神空洞痴呆，沒有任何表情，看護不時撫摸安撫他，但......他沒有作答，只發出一些沒有意義的聲音」。1903年2月22日，沃爾夫死在照顧他多年的看護懷裡。 在抗生素廣泛應用前，感染梅毒的患者有25-35%有神經性梅毒，第三期梅毒的患者身上尤其常出現，症狀包括：情緒淡漠、癲癇、輕癱伴隨失智。美國「繁音拍子之王」史考特．喬普林(Scott Joplin)亦於1916年被診斷身患三級梅毒，並陷入精神錯亂狀態。 英國德裔作曲家戴流士(Frederick Delius)年輕時在巴黎感染梅毒，晚年因後遺症而雙目失明且癱瘓。病況沒有扼殺他的靈感，幸而一位年輕的崇拜者埃里克．芬比(Eric Fenby)自願無償協助，由戴流士口述、芬比記譜整理，修改舊作和創作新曲。五年間，他們共同完成了多部作品，包括：《第3號小提琴奏鳴曲》，《夏日之歌》(Summer of Song)和《告別之歌》(The Songs of Farewell)等。這些樂曲中既反映梅毒患者晚年的黯淡心境，亦蘊涵合作超越困境的光輝人性。 *** **霍亂：可怖的死狀** 關於霍亂的描述，在西元前五世紀的梵語文獻中已出現。不過，十九世紀以前，霍亂主要局限於印度次大陸及其周邊地區。十九世紀以後，由於國際交流頻繁而傳播開來，才發生全球性疫情。 霍亂患者的死狀可怖：嚴重的嘔吐腹瀉、快速脫水而眼窩深陷，痙攣抽搐，皮膚呈現暗沉的顏色，患者猝逝而留下嘔吐物與穢物。十九世紀，殖民主義高漲，西方優越感的巔峰時期，社會階級由家世出身轉為經濟為主要標準的年代，講究門面的布爾喬亞們視霍亂醜惡的死法為莫大恥辱，西方指責霍亂源自落後的東方。各界爭論不休，直到專業人士解開霍亂的傳染之謎。

▲講究門面的布爾喬亞們視霍亂醜惡的死法為莫大恥辱。 目前所知的霍亂首次爆發在1810年代後半到1820年代前半，起自印度一帶，在孟加拉大規模爆發，之後甚至傳播到中國和裏海。1826-37年的霍亂大流行範圍更廣：起於印度，1829年到達俄羅斯，1831年向西傳到波蘭，8月柏林出現病例，10月跨海影響英格蘭。1832年初，法國疫情高峰時，每天死亡約800人，貧民間傳染尤為迅速，首都巴黎幾乎遭摧毀。之後，霍亂又越洋蔓延至安大略、加拿大和美國。1832年春天，正在巴黎的德國著名詩人海涅留下了人們對於疫情的輕忽態度和血淋淋教訓的描述：「當巴黎宣佈出現霍亂時，許多人都不以為意。他們譏笑疾病的恐懼者，更不理睬霍亂的出現。當天晚上多個舞廳中擠滿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聲淹沒了巨大的音樂聲。突然，在一個舞場中，一個最使人逗笑的小丑雙腿一軟倒了下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後，人們出乎意料地發現，他的臉色已經青紫。笑聲頓時消失。馬車迅速地把這些狂歡者從舞場送往醫院。但不久他們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還穿著狂歡時的服裝」。 席曼諾芙絲卡(Maria Szymanowska)生日——第一位獲得國內外肯定的浪漫前期波蘭女作曲家、鋼琴史上最早的專業演奏名家、最早背譜演奏者之一、蕭邦的師姐，經過多年的巡迴演出後，受邀擔任俄羅斯皇后的鋼琴演奏家，不幸在1831年夏季，於聖彼得堡霍亂流行中感染猝逝，得年僅42歲。 同年，孟德爾頌在歐洲各地巡迴演出，也受到霍亂疫情影響而逃離巴黎，改變行程。孟德爾頌的姐姐芬妮(Fanny Mendelssohn)——另一位傑出女性音樂家——人在柏林，照顧家人平安度過疫情之後，10月譜寫下一首《柏林霍亂停止後的清唱劇》。遺憾的是，限於孟德爾頌家族認為上流階層家世女子不應公開演出和發表作品的古板觀念，這首受到好評的樂曲在她生前沒有公開演出或出版，直到20世紀後期才真正為世人所知。 一位來自巴登的青年利奧波德．馮．邁耶(Leopold von Meyer)在身為醫師的父親要求下，到維也納準備成為公務員。不久，傳來父親因霍亂去世的噩耗。邁耶再無顧忌，便投身音樂，拜徹爾尼等為師，後來成為鋼琴家和奧地利流行一時的沙龍音樂作曲家。 1830年代後半，董尼采蒂簡直被霍亂病魔追著跑！1835年11月下旬，董尼采蒂自拿坡里啟程去熱那亞，再經米蘭到達威尼斯，一路上風雪瀰漫，霍亂肆虐。排除萬難後，歌劇《貝里薩雷奧》(Belisario)首演於威尼斯鳳凰歌劇院，飾唱女主角的是卡洛琳翁格爾(Caroline Unger)——曾參與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和《莊嚴彌撒》首演的著名女高音，獲得了震撼性成功，也活躍了威尼斯那屆戲劇季節原本低迷的氣氛。1837年12月，董尼采第離開拿坡里前往威尼斯安排歌劇《托洛美的畢婭》(Pia de’ Tolomei)首演，但由於霍亂流行，在熱那亞受檢疫而拖延了十八天。 最不幸的是，1837年，董尼采蒂的妻子維多利亞產後而高燒不退，病因不明，在拿坡里猝逝，生下的寶寶也僅存活了一個小時。由於當時霍亂疫情嚴峻，遺體未及憑弔，當天就被草草埋葬。加上新執政者對戲劇檢查標準嚴苛，次年董尼采蒂於是離開這個人生中曾經最榮耀、最幸福的傷心地。 1846年開始的霍亂大流行，長達十餘年，到1860年代才結束，造成了超過百萬人的死亡。1854 年左右為高峰，美洲每日約3萬餘人死亡。 以《流浪者之歌》等作品知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家和作曲家薩拉沙泰(Pablo Sarasate)，1852年8歲時舉行生平第一次演奏會，很快受到富有的贊助人和貴族階層注意，西班牙皇室承擔他所有深造費用。於是，母親帶他前往巴黎，中途在巴約納過夜。晚上臨睡前，薩拉沙泰去道晚安，赫然發現母親已經因霍亂而身亡！而他自己也隨即霍亂病發，幸有西班牙總督適時伸出援手，才脫離險境。年僅11歲的孩子，內心不知留下多大陰影！ 1848年，民族之春革命浪潮波及到幾乎全歐洲，奧地利首相梅特涅逃亡，三十年來的高壓政策瓦解，「義大利復興運動」風起雲湧。次年，威爾第四幕歌劇《萊尼亞諾戰役》(La battaglia di Legnano)首演，演變成一場愛國活動。然而，羅馬共和國成立僅四個月，奧地利元帥約瑟夫．拉德茨基就擊敗義大利軍隊。威尼斯也遭受炮轟及瘟疫，而被迫於8月24日投降，革命因而完全瓦解。人在巴黎的威爾第厭惡法國傾向奧地利，也為了避開爆發的霍亂傳染，和情人朱瑟琵娜離開花都，回到了義大利，並著手他下一齣歌劇《露薏莎．米勒》(Luisa Miller)。 在這種時期，連優雅輕快的舞曲都記錄了霍亂疫情中的人心：1854年秋天，維也納爆發嚴重霍亂，至12月，已有超過6500人死亡或感染。同時，遠方有克里米亞戰爭，近在首都有著霍亂威脅，小約翰．史特勞斯首演於帝國節慶的《上流社會波爾卡舞曲》(Haute-volée-Polka, op.155)被認為反應出一定的焦慮。 原本在維也納舞廳大受歡迎的嘉洛普舞曲(Galop)，因為舞步繁複而不易跳，被視為「有害健康」，而當局遭取締。於是1850年代，小約翰．史特勞斯開始引進舞步較沒那麼激烈的波爾卡。1854年秋天，因為公眾更關心在城中霍亂疫情，所以小約翰推出的其他作品，大多都得到冷漠回應。小約翰．史特勞斯一方面加快新舞曲的節奏，一方面把命名權交給媒體以吸引注目，後來選擇了《快遞郵件》(Schnellpost-Polka op.159)，這番恰當的操作成功使樂曲受到歡迎。 1855年初，霍亂疫情平息之餘，生活剛開始恢復正常，一年一度盛事的狂歡節理不如以往熱鬧。約翰．史特勞斯力圖掀起熱潮，重獲往日的歡樂，而推出了眾多新作品，其中就包括獻給維也納大學醫學生舞會的《靈丹妙藥圓舞曲》(Panacea-Klänge op.161)。 原先，對霍亂傳染的主流意見是空氣污染論，認為霍亂像黑死病一樣通過空氣傳播。1849到1854年間，英國內科醫生約翰．史諾(John Snow)對霍亂為水污染病菌傳播的研究，成功說服政府改變取用水源的方式。然而，在霍亂病魔逐漸被制服之時，政府卻將抽水機的手柄重新安裝上，並且開始反對史諾的霍亂傳播理論。改革者無端捲入政治鬥爭，真知灼見無法被即時接納和推廣，悲劇仍然持續上演。 1863–1875年的霍亂疫情傳播到大部分歐洲及非洲區域。1866年，13歲的卡蕾諾(Teresa Carreño)──未來的「鋼琴女武神」，全家自南美巴西前往歐洲遊歷，受到羅西尼、李斯特、古諾、聖桑、安東．魯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的肯定。然而，卡蕾諾的母親卻感染霍亂猝逝，父女不得不在哀傷中相依前行。 今年150歲冥誕的「鋼琴佛陀」戈多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的父親是位受人尊敬的醫士，兒子1870年出生後僅十八個月死於霍亂流行中。戈多夫斯基由母親和養父母撫養，監護人卻利用他的音樂天才斂財。幸而，一位柏林銀行家 Feinburg 先生提供他學費繼續學習，才成就一代「鋼琴家中的鋼琴家」。 今年200歲冥誕的「小提琴家中的貝多芬」、法比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維厄當(Henri Vieuxtemps) 的妻子1868年因霍亂而撒手人寰。為了忘懷悲傷，他開始進行長期的巡迴演出。當時正是維厄當藝術上最成熟的時期，技巧完美、氣勢雄偉和靈感層出不窮，使聽眾心醉神迷，評論者以為似乎是精神創傷令大藝術家的演奏內涵倍加深刻。 1881–1896年，霍亂再次流行。柴科夫斯基於疫情期間的1893年猝逝，官方說法正是感染霍亂病死。各傳記添油加醋、繪聲繪影地描述了柴可夫斯基的最後數日：他如何於11月2日不聽親友勸告喝下生水，如何接受治療，如何病況直轉急下，如何陷入昏迷，終於不治身亡。 然而，疑惑還是在當時就萌生，「五人組」之一的林姆斯基—科薩科夫就敍述：「他的公寓一天幾次被全世界的問候塞得滿滿的。多麼奇怪啊！儘管他是得了霍亂而死，但所有人都被允許去弔唁死者！我記得維耶治比洛維奇(Vyerzhbilovich)喝得爛醉……不停地吻著死者的臉。」為了避免擴大傳染，當時霍亂病人會被隔離，即使屍體也不例外。另有音樂史學家調查過，柴可夫斯基最後臥病的房子，在他病倒至死後，都沒有進行過防治霍亂的標準程序。 其他的可能性在超過半個世紀後才一一被提出：柴科夫斯基在法學院時的老同學——後來擔任參議院高級檢察長的賈科比(Nikolay Borisovich Jacobi)的遺孀於1913年回憶丈夫曾向自己坦承參與了逼迫柴科夫斯基服毒自殺的「榮譽法庭」，原因是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戀情被揭發。人心比病魔更可怕！ 此後，霍亂還有1899–1923年、1961–1975年幾次較大流行。幸而，在各國改善公共衛生與汙水處理後，基本上已經從已開發國家絕跡，不至於再發生全球性大爆發。然而，這種可怖的溫疫卻成了省思人性的深刻題材。 馬奎斯的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又譯為《霍亂時期的愛情》，講述了一段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三角戀，霍亂時期少年少女的情懷綿延到生命終了，並涉及哥倫比亞為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演變。其中也有一些關於音樂的段落：醫生胡維納爾．烏爾比諾(Juvenal Urbino)歐洲之行中，「書商還承諾把黎科迪出版社目錄中最吸引人的樂譜篇章一併寄來，特別是室內音樂，如此，他便能保持父親所贏得的本城音樂會第一宣導者的好名聲了」；他和費爾明娜．達薩(Fermina Daza)「兩人還帶回了三段不可磨滅的記憶」，其中之一就是：奧芬巴赫歌劇「《霍夫曼的故事》那盛況空前的首演」。 德國小說家托馬斯．曼發表於1912年的中篇小說，《魂斷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又譯《威尼斯之死》) 描寫一位德國慕尼黑的作家古斯塔夫．馮．奧森巴哈(Gustav von Aschenbach)因長年刻苦嚴謹的寫作生涯而感到倦怠，於是前往水都威尼斯度假。當地的美景喚醒了奧森巴哈內心的感性，他邂逅並深深迷戀一位俊美如希臘雕像的波蘭少年達秋(Tadzio)。此時，威尼斯爆發霍亂，奧森巴哈了解事態的嚴重性，但為了多看達秋一眼，竟不願離開被瘟疫所籠罩的威尼斯，繼續在大街小巷跟蹤那少年。最終染上霍亂，孤獨的死在荒涼的海灘上。老人垂死時最後的眼裡，仍是那位俊美少年朝向天空「美麗而蒼涼的手勢」。二十世紀全球最佳百大同性戀小說評選中，《魂斷威尼斯》榮登榜首。 《魂斷威尼斯》與華格納馬勒和有著密切關聯。華格納正是在威尼斯辭世，而托馬斯．曼的作品中，常採納華格納音樂中非理性元素，並借鑒與運用其樂劇中的「主導動機」手法於小說構思和敘事結構。1910年9月，馬勒在慕尼黑首演第八號交響曲《千人》，托馬斯．曼受邀到場聆聽。1911年5月，托馬斯．曼前往威尼斯度假，途中聽到馬勒過世的消息，加上在威尼斯的所見所聞，於次年完成《魂斷威尼斯》。托馬斯．曼提起：自己曾在從威尼斯回維也納的一輛列車上遇見馬勒，看到他在車上哭著說自己遇到了美的化身，若不逃離就要身陷其中而死，正是此事激發其小說靈感。給朋友的信件上亦指出：他不僅賦予主角奧森巴哈和作曲家相同的名字：古斯塔夫，甚至依照馬勒來描寫主角的外貌和性格（第二章最後一段）。1971年，《魂斷威尼斯》改編為電影，採用了馬勒第三號和第五號交響曲為配樂。1973年，英國著名同志作曲家班傑明．布瑞頓(Benjamin Britten)將《魂斷威尼斯》改編為歌劇。（未完待續） 繼續閱讀：疫情音樂史（四）：白色瘟疫－結核 上一篇：疫情音樂史（二）：瘧疾、天花與感冒（或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