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樂誌】愛恨戰火蔓延時——二次大戰終戰80週年紀念（5）沉默兩難與和平之日

2025-07-03 ‧ 龔詩堯

▲（左至右）理查．史特勞斯和戈培爾；希特勒和理查．史特勞斯；褚威格夫婦的遺體照片

自1933年1月希特勒掌權以來，理查．史特勞斯就陷入道德與職業上的兩難困境。他固然自視甚高，更是一名務實主義者，生於德意志帝國時期、活過威瑪共和國年代的他，曾寫信給家人說：「我在帝皇時期創作音樂，也在艾伯特時期創作音樂。我也會撐過這個政權。」

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為威瑪共和國首任總統，是德意志有史以來第一位經民主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被譽為二戰之前唯一一位明確致力於維護民主制度的德國元首。理查．史特勞斯自認超越政治，並說：「我只是坐在加米施（Garmisch）作曲，其他一切我全不在意。」（加米施為德國巴伐利亞邦上巴伐利亞行政區加米施—帕滕基興郡的市鎮，理查．史特勞斯在德國的主要住處所在。）

▲貝姆指揮《莎樂美》

理查．史特勞斯自然也未曾注意，在這樣的環境中的某些「援助義舉」，無法避免成為附和當權者，而站到其受害者和反抗者的對立面。例如：1933年3月他臨時協助指揮柏林愛樂的音樂會，是因為原本的指揮家華爾特（Bruno Walter）具有猶太血統，被納粹政府逼迫放棄職務；8月臨時指揮演出《帕西法爾》，是因為原指揮家托斯卡尼尼反法西斯，而拒絕繼續前往納粹化的拜魯特。根據史特勞斯單純的解釋，他之所以會在這兩次音樂會上擔任指揮，都是因為在他心目中，音樂演出的考量重於政治利益。托斯卡尼尼不以為然，而在同年表示：「對作曲家史特勞斯，我脫帽致敬；對人類史特勞斯，我戴回帽子。」

當時年逾耳順的理查．史特勞斯蜚聲國際，自視為繼巴哈、莫札特、貝多芬與華格納之後的日耳曼音樂巨匠，曾說：「我是最後一座高峰，接下來就是平原了。」作為德國最具代表性音樂家，是納粹政府積極拉攏的人物。

希特勒熱愛華格納，且自少年時期觀賞過《莎樂美》以來便欣賞史特勞斯作品。1906年5月16日，理查．史特勞斯在奧地利格拉茨指揮《莎樂美》，歐洲樂壇幾位領軍人物齊聚一堂，共同見證了這一盛事。小約翰．史特勞斯的遺孀、普契尼、馬勒夫婦，哲林斯基、荀貝格和阿班．貝爾格師生至少8人，可能還包括時年17歲的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後來告訴理查．史特勞斯的兒子和媳婦，他當時向親戚借了錢才得以造訪奧地利，且之前5月8日剛剛在維也納觀看馬勒指揮華格納《崔斯坦與伊索德》。所以，在理查．史特勞斯早期印象中，納粹頭子是位音樂愛好者，還能欣賞他在君王時期曾被禁止上演的《莎樂美》。

然而，在其他人眼中就未必如此。諾貝爾文學獎1929年得主托馬斯．曼在他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中讓身為作曲家的主角雷維庫恩也出席了格拉茨的《莎樂美》演出。托馬斯．曼原本和理查．史特勞斯頗有私交，所以當他發現在納粹那歇斯底里、宣示流放藝術家的宣言上出現理查．史特勞斯的簽名，自然極其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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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政府想藉重大師名望，理查．史特勞斯亦欲藉此有所作為。除了版權法修正，還積極推動更完善的保險與就業保障制度，改善音樂家的經濟地位，以及政府對專業音樂家的補助。史特勞斯一生致力於改善德國音樂家的經濟處境，所以他對政治的評斷，常以其對文化（尤其是音樂）的支持與否為依歸，此時年高望重的大師的建議屢屢受到重視，導致他對納粹政權有所誤判。

除了上述較為中性的計畫之外，史特勞斯也希望新政府能夠推廣德國藝術與文化，試圖以德國作曲家的作品（包括他自己的）取代外國作曲家的作品。這有保護主義色彩，卻無可厚非，就像法國許多音樂家半個世紀以來嘗試擺脫德奧音樂的影響，重建「高盧藝術」的地位。

與此同時，理查．史特勞斯拒絕參與將音樂界「雅利安化」（Aryanizing）的進程，特別是不願配合將猶太裔德國作曲家列入黑名單。他也有意保護並繼續演奏如孟德爾頌、馬勒與德布西等被納粹排斥、禁演的作曲家之音樂，他甚至偶爾透過私人關係試圖減輕藝術審查或限制性政策的影響。

事實上，史特勞斯與納粹官方合作，還有一些私人的原因。理查．史特勞斯擁有不少猶太裔的朋友，且不少合作對象如霍夫曼斯塔爾、褚威格等具有猶太血統。除了為保障他的歌劇和與他的共事的人們安全無虞，他的兒子法蘭茲的妻子艾麗絲（在1924年1月15日成婚）是個猶太人，所以他的兩個孫兒也都具有一半的猶太血統。褚威格寫下：「與國家社會主義者合作對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意義上，他的處境非常危險。他的兒子娶了一位猶太女子，因而他擔心自己最愛的孫子會被學校排除在外；他的早期歌劇因半猶太人霍夫曼斯塔爾而受到污蔑；他的出版商是一位猶太人。因而，對他來說，創造支持和安全的環境變得愈來愈迫切。」

對納粹而言，史特勞斯是重要的象徵性人物，因此在最初階段，他們完全不干涉史特勞斯和各種人物交往，即使這些人當中包含那樣令他們憎惡的非亞利安人。由於理查．史特勞斯和納粹有所往來，他身邊的猶太裔人士才能享有短暫的安全。

霍夫曼斯塔爾1929年去世以後，褚威格是理查．史特勞斯合作最重要的劇作家。褚威格與雷格（Max Reger）、布梭尼（Ferruccio Busoni）等許多音樂界的人士十分熟稔。在納粹鼓動德國大學生團體於1933年5月10日開始公開焚燒所謂「非德國」的書籍（主要為著名猶太作家、自由派作家和左翼作家的著作），托馬斯．曼和褚威格的作品都包括在內。

史特勞斯接受他的提議，兩人於1934年合作完成歌劇《沉默的女人》。無論是劇本或樂章都順利出版，史特勞斯更把自己和戈培爾的一場會談，視為官方對這部作品正式認可與保護的承諾。歌劇原定首演前兩天，史特勞斯發現節目單上没有印上褚威格的名字，他暴跳如雷，堅持一定要把合作夥伴的名字重新加上去。褚威格的名字是加回去了，不過德勒斯登的音樂總監保羅．阿道夫（Paul Adolph）也因此丢掉了他的工作，並引來納粹高層的重視。史特勞斯本人在其《〈沉默的女人〉史》一文中指出，「儘管希特勒和戈培爾沒有出席德勒斯登的演出（是否故意或如所說因雷雨而無法從漢堡起飛），但此作還是取得了勝利。……然而這仍然是個悲哀的時代：因為像我這樣等級的藝術家，要創作和上演什麼作品，還必須去問那位毛頭部長！我還屬於『僕人和跑堂』的民族，我幾乎羡慕我那位受種族迫害的褚威格，他能明確拒絕，再不公開或秘密地為我工作，因為他不需要在第三帝國『特殊忍耐』。」

當時許多德國人對於史特勞斯和褚威格的交往不太諒解，認為他「敗壞自己的名聲」。褚威格一再敦促他，意識到繼續與自己合作，將有礙史特勞斯的處境，應儘快找合適的人選來接替自己的工作。《沉默的女人》首演之前，褚威格因而嘗試中止合作，但史特勞斯拒絕。1935年6月17日回信：

您15日寄來的信件真令我絕望!這也真是猶太人的犟脾氣!......您以為，我在任何時候，都會以「我是日爾曼人」這一思想來指導自己的任何行動？您以為，莫札特在作曲的時候會口口聲聲地告訴自己說「我是亞利安人」嗎？就我而言，只有兩類人，一類人有天賦，一類人無天賦，而且，對我而言，一般民眾只有在變成聽眾的時候，我才感覺得到他們的存在。不管這個民眾是由中國人、上巴伐利亞人、紐西蘭人還是柏林人組成，在我看來，只要這些人用現金購買了全票，他們都是一樣的。……誰同您說了，我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突出？我像作戲似地擔任了帝國音樂局的局長？是為了做些好事，是為了防範更大的不幸。完全是出自藝術家的責任意識!在任何政府裡，我都會接受這一令人討厭的名譽職務，但既不是威廉皇帝、也不是拉特瑙先生提供的機會。

理查．史特勞斯生於巴伐利亞王國時期，成名於德意志帝國時期，曾受貴族褒揚、作品也曾遭禁演。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是猶太裔德國人，一戰後在魏瑪共和國期間擔任德國重建部部長、外交部長。鼓吹猶太人融入德國社會，後遭極右派人士暗殺。

理查．史特勞斯認為創作者的天賦才華，和觀賞者的鑑賞能力，與人種無關，而譏諷納粹宣揚的日耳曼—雅利安人「優等種族」論調。他希望無論在何種性質的政權統治下，都可以憑自己的才華、成就和聲望，藉由官方的肯定和頭銜，為音樂藝術盡力，並獲得和自己肯定的人士合作的自由——包括像褚威格般在納粹統治下被歧視、迫害的猶太人。

然而，理查．史特勞斯低估了納粹獨裁的惡質，更勝君主專制。這封信在半途被蓋世太保攔截，連這位當時德國首屈一指的音樂家，也開始遭到官方迫害。7月6日，兩名納粹官員來到嘉美別墅，拿出這封「出言不遜」的信件，要求史特勞斯辭去主席一職。為了緊急止損，史特勞斯寫信給希特勒。不過，從未收到回信。

《沉默的女人》1935年6月24日在德勒斯登進行首演，由41歲的卡爾．貝姆（Karl Böhm）指揮，演出相當成功。然而，僅演出三場後便遭納粹封禁，整整十年都不准這齣歌劇再搬上舞台（在國外仍然演出過幾次，包括在米蘭、格拉茨、布拉格和蘇黎世）。

這並不是理查．史特勞斯的歌劇第一次被禁：1902年，前德意志帝國時期，威廉皇帝就曾禁止《火荒》（Feuersnot，或譯為《火之饑饉》）。事實上，當時極權主義政權禁止歌劇的情況，並不僅限於德國：幾個月後，1936年初，蕭斯塔科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姆岑斯克的麥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也被蘇聯政權禁止。

因無法再與褚威格合作而感到沮喪的史特勞斯，在前者的建議下轉向維也納劇場史學家約瑟夫．葛雷戈（Joseph Gregor）合作。他們首度合作的歌劇為《達芙妮》（Daphne），但實際上是第二部公開上演的作品。他們的首部上演之作為1938年的單幕歌劇《和平之日》（Friedenstag），故事幾乎完全出自褚威格之手，其中所體現的和平主義理想，對兩人都非常重要。

此時正處於戰爭前夕，而《和平之日》背景設於三十年戰爭時的一座被圍困的堡壘，實質上是一首和平讚歌，也對第三帝國進行了微妙批評：「你還想擊敗誰？我親眼看見敵軍，他們跟我們一樣，也在壕溝中受苦，就像我們一樣。當他們行軍時也會呻吟——當他們禱告時，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向上帝祈請！」該劇以自由與奴役、戰爭與和平、光明與黑暗的對比展現思想，與貝多芬的《費岱里奧》（Fidelio）有密切的精神連結。隨著1939年戰爭爆發，該劇演出亦告中止。之後葛雷戈和史特勞斯又合作了他的兩部最後歌劇：《妲奈之愛》（Die Liebe der Danae，1940）與《隨想曲》（Capriccio，1942），後者的故事也主要出自褚威格。

褚威格從未觀賞過《沉默的女人》的演出。他在1934年納粹上台後從故鄉奧地利移居英國（儘管他在1938年德奧合併前曾回訪奧地利）。戰爭爆發不久後，1940年，他移居美國，然後又前往巴西。因對不寬容、專制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增長感到沮喪，對人類的未來感到絕望。1942年2月22日，褚威格和妻子夏洛特．阿爾特曼在里約熱內盧附近的彼得羅波利斯（Petrópolis）雙雙服用鎮靜劑自殺——「出於自願和理智的思考」，出於對他的「精神家園歐洲」毀滅之痛心。

史特勞斯在納粹政權垮台後又活了四年，當《沉默的女人》在戰後不久復演時，他感到非常高興。他寫信給德勒斯登歌劇院的指揮家約瑟夫．凱爾貝特（Joseph Keilberth），該歌劇首次復演時在此上演：「現在，經過10年，尊貴的莫羅蘇斯爵士（主角）已經從德國劇院協會的集中營中獲得解放，回到了他的故鄉，12年前我曾為了在節目上寫上劇本作者的名字（褚威格）而費了很多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