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樂誌】小提琴大師克萊斯勒東亞行100週年（1）中華民國上海首演

▲（左至右）工部局市政廳（紅磚建築），克萊斯勒上海音樂會的場地；1923年克萊斯勒在船上照片；梅百器和上海工部局樂隊 1923年、民國12年春天，「浪漫主義小提琴最後王者」佛里茲．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首次訪問遠東。此行是這位已多次國際巡迴的大師，第一次將路線擴展至東亞。 他的行程經過中華民國、韓國和日本，並在幾座重要城市舉行演奏會，為當時亞洲樂壇、乃至藝文界之盛事。過程中，克萊斯勒與當時的多位東亞名士接觸，文學家徐志摩甚至成為在北平為以國人為主的聽眾加演的音樂會之推動者。 當時訪華的西方演奏家們，聽眾群均以外國人為主，所以克萊斯勒堪稱最早在華人地區為華人舉辦演奏會的世界級音樂家。 ▲克萊斯勒在上海首場演出，曲目的第1首為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其實可能是克萊斯勒當初假冒前賢之名譜寫的「韋瓦第風格」C大調協奏曲（Concerto in C Major （in the style of Vivaldi）） 克萊斯勒同時造訪東亞三國，雖為乘勢順道之便，然意義稍有不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在東亞諸國中西化最早，所以在西方古典音樂推廣上也時間最久、最有成效。 然而，當時克萊斯勒雖然因為先前一次大戰而避居美國，但次年即返回歐洲，所以他仍然是奧地利公民，並曾長期居住在德國柏林。近代德日關係是由1860年普魯士向日本派出使節訪問開始的（當時德國尚未統一）。19世紀後期兩國人員熱絡交流，日本政府聘用多名德籍顧問協助推動西化。這也是為什麼早期間接受到日本西化影響的東亞諸國的西方音樂史觀，基本上是德奧中心音樂史觀，而無視先前許多偉大前輩音樂家，專稱巴洛克晚期的日耳曼大師巴赫為「音樂之父」，甚至連帶發明韓德爾為「音樂之母」的綽號。 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擊敗大清，並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島。由於威脅列強利益，招致德國與法、俄共同出面干涉，強迫日本放棄占領遼東；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德國又支持俄國，引發日本不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有意報復，而與英國結盟，於1914年對德宣戰，出兵占領德國在山東的領地等亞洲關鍵據點，並在戰後作為勝者立場奪取德國原本在華特權，兩國關係因而變得冷淡。不過，後來日德關係逐漸恢復，為未來結為軸心國奠下基礎。克萊斯勒一方面藉德國之便赴日，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兩國關係密切，所以當時日本受德國影響，對猶太人的態度相對比較疏離，不如中華民國友善。 *** 延伸閱讀： 【詩樂誌】德國「音樂曾祖父」（？）舒茲逝世350週年（1）爸爸的爸爸還是爸爸 ▲克萊斯勒上海首演，曲目第2首為加普尼亞尼《前奏與快板》，其實是他假冒前賢之名譜寫的樂曲（Praeludium and Allegro in the Style of Pugnani），這是這場演奏會他唯一未能覓得錄音的曲目，在此附上比克萊斯勒早兩年造訪上海的艾爾曼的錄音 這一年稍晚，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暴亂失敗，納粹黨遭查禁，對猶太人而言最黑暗的時期尚未到來。不過，歐洲各國對猶太人的歧視源深流長，自公元1世紀後就陸續有猶太人逃亡避禍，逐漸東遷，以中亞地區最為集中。遷入東亞最晚可追溯到公元76年（東漢章帝建初元年），羅馬帝國皇帝提圖斯（Titus）佔領耶路撒冷，隨後一批猶太人經由波斯來華。到9世紀時，已有大量的猶太商人通過各種途徑來到大唐，至北宋真宗朝時更得詔准其「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形成著名的開封猶太人等社群。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和割讓半殖民地，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印度或伊拉克一些猶太人隨之來到。移居上海的第一波猶太人在19世紀下半葉到達，其中來自印度者，大部分都是從孟買來的老沙遜洋行職員。這個社團主要由亞洲、德國和俄國猶太人組成，也有少數來自奧地利、法國和義大利。其中少數人服務於租界的市政機構，包括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部局正是當時「亞洲第一」西式管弦樂團的據點。 在20世紀前期，又有不少猶太人來到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和香港。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更多難民逃入，其中上海、天津和哈爾濱以接納猶太難民的數量而聞名世界。20世紀上半葉，在華猶太人主要居住在上海、哈爾濱和天津。克萊斯勒在中華民國演出的城市，除了首都北平，就是上海、天津。 ▲克萊斯勒上海首演，曲目第3首為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連結錄音於1926年12月製作，僅在他的東亞行後3年 *** 延伸閱讀： 清代宮廷西洋樂師──德理格350冥誕、魏繼晉逝世250週年（1） *** 有猶太血統的克萊斯勒之東亞行，由俄羅斯猶太裔藝術經紀人奧賽．司脫克（Awsay Strok）籌劃。司脫克居住於上海20多年，期間自1918年到1940年，主辦50多場巡迴演出，邀請多位歐、美、俄著名音樂家和舞蹈家來到亞洲重要城市巡迴演出，最主要的是上海、香港、東京、大阪和東南亞的幾處美國殖民城市。 滿清入關以來，自順治朝就已經零星接受歐洲音樂，宮中常聘有洋人樂師，並斷續設有西洋樂團。克萊斯勒並不是第一位來華的世界級演奏家，早在19世紀前期，道光年間，「比利時小提琴學派奠基者｣貝里奧（Charles Auguste de Bériot）就曾不顧朝廷反對，在大清境內巡迴演出。不過，詳細情況不明。 道光22年（1842年）南京條約《南京條約》簽定，繼之的不平等條約使歐洲列強取得在華傳教、領土占有權，大量西方人士出入租界，文化交流也日趨繁盛。清末新政模仿西制建立新軍，已不少附設有軍樂隊，聘請洋人擔任指導，各租界內亦陸續有西式樂團出現。 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期，尤其民國建立後，西化加劇，教育改制，觀念轉變，來華演奏的西方音樂家也逐漸增多。1920年代奧賽．司脫克籌劃的東亞行包含中華民國上海演出的著名演奏家，克萊斯勒之前就包括：1921年另一位小提琴大師艾爾曼（Mischa Elman），還有只比克萊斯勒早三個月到訪的「鋼琴佛陀」戈多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 *** 延伸閱讀： Muzik 讀樂‧2020-11‧龔詩堯、汪御書「比利時小提琴學派奠基者｣貝里奧逝世150週年 「鋼琴家的鋼琴家」戈多夫斯基150歲冥誕 ▲克萊斯勒上海首演的第4首曲目為舒伯特的芭蕾曲，即他改編自戲劇配樂《羅莎夢》中的第2號芭蕾音樂（Rosamunde, Op. 26, D. 797: Ballet Music II），連結錄音的伴奏者，即陪伴他東亞行的勞切森 克萊斯勒夫婦與德國伴奏家邁克爾．勞切森（Michael Raucheisen）等友人由美國西海岸出發，1923年4月20日抵達橫濱。不過，並未先在日本演出，而是先轉往上海。 根據1842年清英兩國簽訂的《南京條約》，上海作為通商五口正式開埠。1845年，清英簽訂《上海租地章程》，由此開始租界的歷史。憑藉獨特的政治制度和地理位置，上海逐漸發展為遠東最繁榮的經濟和商貿中心，1914年至1936年間為上海租界高度繁榮階段。1919年因巴黎和會，上海工人、學生及各界人士舉行全市總罷工、罷課、罷市，該年6月5日起，「五四運動」的中心從北平移向上海。據1926年末的統計，歐美國家的居留上海的超過二萬六千人，日本人則有二萬餘人。對這片蘊含著奇特機遇的土地，日本人稱之為「魔都」，另有「十里洋場」和「冒險家的樂園」等稱號。 克萊斯勒也豪情萬丈地說：「*上海這個城市充滿了金色的夢，充滿了不起的壯舉和巨大的冒險。她是一個世界大都會，所以我一直雄心勃勃的期望造訪此地，現在終於得償夙願*。」 不過，「冒險」首先在旅館房間裏發生！克萊斯勒的好友、學音樂出身的激進和平主義新聞工作者路易斯．P．洛克納（Louis P. Lochner）記下：「*我們的酒店生活並不十分舒適。客廳和餐廳裡到處都是老鼠。非常骯髒。克萊斯勒夫人是最不安的，她問經理她能不能至少在房間裡養一隻貓。……酒店工作人員帶進來一隻貓，結果是一隻半野生的貓。晚上，當我醒來時，兩隻眼睛盯著我看。是貓坐在佛里茲的胸口上*！」 包括克萊斯勒，這些名家大師造訪上海的觀眾群主要是西方人。因為這些外來過客，當時上海的西方音樂水準在亞洲堪稱首屈一指。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僅比克萊斯勒早兩年造訪魔都，寫下：「*我們吃完飯後，在熱鬧的四馬路上散步。然後，又到小巴黎酒吧舞廳，去看人們跳了會兒舞。舞廳相當大，合著樂隊的音樂，燈光閃爍，時紅時藍的，和淺草（東京都台東區著名大眾娛樂街）十分相似。不過要論樂隊的水準的話，淺草實在難以與之相比。雖然是在上海，但那裡畢竟是洋人的舞廳*。」 在古典音樂方面，兩、三年前，因為一位造訪此地卻最終定居終老的傑出義大利音樂家梅百器 （Mei Baiqi，原名Mario Paci，馬里奧．帕奇），上海乃至中華民國的西方音樂界有了重大改革。 馬里奧．帕奇生於佛羅倫斯，8歲開始學習鋼琴，10歲入讀那不勒斯音樂學院，11歲首次公開演奏。14歲時前往羅馬師從著名音樂家斯甘巴蒂（Giovanni Sgambati，曾受李斯特指導和讚許），1895年贏得李斯特大獎。其後帕奇在義大利、奧地利和德國各地巡演，一次演奏貝多芬《熱情奏鳴曲》，獲得歌劇大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讚許，遂推薦帕奇前往米蘭音樂學院深造。帕奇原本學習作曲和配器，後對指揮產生興趣。在學期間，在普契尼的協助下，帕奇在米蘭的三座歌劇院擔任助理，得以在史卡拉劇院師從魯道夫．費拉里（Rodolfo Ferrari）、穆格諾內（Leopoldo Mugnone），還有托斯卡尼尼。 1902年，帕奇重拾鋼琴演奏生涯，其間第一次前往荷屬東印度群島演出。接下來的16年在世界各地巡迴，於印尼邂逅良緣，並在1904年第一次到上海演出。 1918年12月，帕奇攜帶兩架心愛的三角鋼琴，乘輪船從香港再次到上海，預訂在夏令配克大戲院舉辦鋼琴獨奏會。第二次造訪上海，成了他旅途的終點。帕奇因病住院，痊癒後決定留在上海，並取漢名為「梅百器」。 1919年舉辦獨奏會後，梅百器為協奏曲伴奏，從在上海夜總會和飯店挑選樂手組成樂隊，並指揮該樂隊舉行鋼琴協奏音樂會獲得成功，上海各界也為此要求重組公共樂隊。 上海公共樂隊的前身成立於1879年——當時是一支軍管樂團，後來成為亞洲最古老的西式樂團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奧樂師相繼離開，戰後留下的德奧籍人士更被禁止登台，因而中止活動。 工部局聘梅百器為新任指揮，邀請其重組公共樂隊。1921年，梅百器返回歐洲招募樂師，從義大利聘來小提琴家阿里戈．富華（Arrigo Foa）和優秀的木管演奏者等6人來華加入公共樂隊。新生樂團的核心成員多來自義、俄、德。銅管主要為俄羅斯人，弦樂器演奏員的國籍雖各不相同，但據說幾乎都是猶太人（包括首席富華，雖然自稱他是義大利人，而隱瞞身為猶太裔的事實），這自然亦與當時因世界局勢導致猶太群族大量流亡的情況相關。 樂團成員從22人擴增到37人，並於1919年11月23日舉辦第一場音樂會，曲目中包括貝多芬第5號交響曲，英國作曲家班托克（Granville Bantock）《弦樂小夜曲》，和葛利格《皮爾．金》第1號組曲。1922年1月1日，上海公共樂隊更名為上海工部局樂隊（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成員已有24名歐洲樂師和19名菲律賓樂師，後來更增加至50多位。該團進行了包括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等許多樂曲的中華民國乃至亞洲首演。 最初，聽眾僅限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本國人不被允許參加音樂會。1923年——克萊斯勒來訪那年，梅百器以辭職相挾，要求允許本國觀眾參加工部局樂隊舉辦的音樂會，最終工部局勉強同意對中國觀眾開放室內音樂會。後來，也逐漸有華人樂手加入工部局樂隊。 之後，梅百器還與上海許多音樂活動有著不少的關聯。民國16年，蔡元培和蕭友梅創辦亞洲第一所音樂學院——國立音樂院（18年改名國立音樂專科學校；1956年更名為上海音樂學院），也獲得梅百器的支持。該校早期的許多教師，如：由1938年自德國避居而來作曲家沃夫岡．法蘭克爾（Wolfgang Fraenkel）和小提琴家譚淑珍，都曾是上海工部樂團的成員。梅百器本人指導過許多華裔鋼琴家，包括：傅聰、巫漪麗、吳樂懿、周廣仁。工部局樂隊首席小提琴富華教導過譚抒真，他於1927年3月加入工部局樂隊，成為樂隊第一名中華民國籍樂手。 在梅百器的帶領下，工部局樂隊的水準顯著提升。他們與歐洲音樂界的動態遙相呼應，積極引進新的曲目，並且在著名作曲家誕辰及逝世紀念之際，安排特別節目，展開豐富多彩的演出活動。梅百器還在露天音樂會和室內音樂會的基礎上建立固定演出季制度，每年從10月到翌年5月為演出季節，每星期天舉行定期音樂會。在當時工部局裡喜愛音樂的官員支持下，每年給樂隊28萬兩的高額預算撥款。培養了堪稱「東方第一」的管弦樂團。後來不少來訪音樂家，如：艾爾曼二次訪華時，曾與樂團合作協奏曲。 起初，工部局樂隊主要在市政廳的音樂廳內演出，聞名亞洲。1923年，前一年剛在臺灣進行音樂調查以撰寫《臺廈音樂踏查記》的日本音樂學者田邊尚雄前往北京與蕭友梅會面，途中在上海逗留，特地前往聆聽工部局樂隊的演出，留下當時樂隊狀況的資料記錄，並讓後人得以一窺當時東亞國家的西方音樂水準： *傍晚5點，我去市政廳聽了被視為「上海的當地特產」的管弦樂演奏。這支樂隊在當時作為東方第一的市立交響樂團而負有盛名（當時日本還沒有如此整齊的交響樂團）。……雖然樂隊人數不多，但編制相當齊全，演奏水準很高。豎琴時常加入演奏，這在日本的管弦樂隊中比較少見。……整個樂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木管樂器。聽說最近從義大利聘請了長笛、雙簧管和單簧管三名專業演奏員。本來在管弦樂中最難的就是這三項木管樂器。在我國的管弦樂隊裡，雖然其他弦樂部分技藝精湛，但由於木管部分拙劣，好不容易到了精彩之處卻往往令人趣味索然……上海的樂隊中木管部分尤其突出，所以聽起來讓人感到舒暢。特別是第一首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曲》第二樂章，木管部分的嫻熟技藝使得整個樂章格外醒目，聽來十分悅耳。……在此我得說一說到市政廳來參加音樂會的聽眾的情況。那天幾乎滿座，聽眾約有五六百，其中大部分是洋人，日本人約占一成左右，中國人看起來只有十多位。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人對西洋音樂的理解還相當膚淺*。 田邊尚雄證實了上海工部局樂隊的水準為當時東亞第一，然而，這是憑藉梅百器招攬外國樂手訓練而致，並不能反映中華民國的西方音樂水準。不僅演奏，連在地聽眾都寥寥無幾——事實上，梅百器強烈要求工部局讓本國人入場，也不過是這一年的事——可見當時中華民國國民聆賞西方音樂風氣亦未普遍。 田邊尚雄聆聽的是1923年4月22日星期天的定期音樂會。正在這場音樂會的次日，克萊斯勒於1923年4月23日由日本抵達上海，並且將於後一天24日，在同一場所——工部局市政廳舉行演奏會。 ▲克萊斯勒上海首演的第5首曲目為林姆斯基-高薩可夫《太陽頌》，由克萊斯勒改編自歌劇《金雞》（Rimsky Korsakov's Le Coq d'or-Hymn to the Sun）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克萊斯勒曾進入奧地利軍隊服役，他來自美國的夫人（Harriet Lies Woerz）也以紅十字會護士身份陪同上戰場。後來，克萊斯勒負傷，光榮退伍。他於1914年11月24日抵達紐約，並在美國度過戰爭的剩餘時間。因為身為「敵國」公民，也曾遭到抗議騷擾，多場演奏會被迫取消，為慈善進行義演，卻被污蔑為將所得寄回奧地利，然而，也有不少美國城市歡迎他。 在此期間，他還周遊世界，除了美國各城市，和戰後歐洲多地的慈善演出與活動，足跡遍及南太平洋的夏威夷、澳大利亞、紐西蘭，又新加入東亞地區。以前曾多次前往的俄羅斯，是克萊斯勒唯一拒絕再去演出的國家。並非因為政權改易，而是因為蘇聯政府專門派來邀請他的藝術監管機構高級官員的言論。官員強調蘇聯保護藝術和改善藝術家生活的程度甚至超過帝俄時期，但接下來表示：「*藝術家的唯一規則是讓自己融入我們的意識形態......請不要在你的曲目中演奏孟德爾頌或柴可夫斯基，因為他們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標準*。」於是，克萊斯勒以疲勞為由拒絕邀請。 克萊斯勒在意的是藝術的自由，不願附和特定政治目的，其實他對政治很不敏感，故而戰時身為奧地利人卻仍在美國演出。在義大利演出大獲成功之餘，他甚至曾受邀專門為獨裁者墨索里尼私人演奏。因為墨索里尼身為業餘小提琴家，對克萊斯勒的演奏表達真誠的熱愛，演奏期間，這位獨裁者甚至主動為伴奏者勞切森翻譜以為參與。 許多年後，在一次採訪中，克萊斯勒被問及：墨索里尼和他的朋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哪個是比較好的小提琴手，大師回答：「*這我得再好好比較一下*！」 延伸閱讀： 愛因斯坦140歲冥誕，偉大的物理學家與音樂 ▲克萊斯勒上海首演的第6首曲目為以故鄉為題材的《維也納隨想曲》（Caprice viennois，Op. 2） 約48歲的克萊斯勒於1923年4月23日舉行他的第一場東亞獨奏會，在位於上海南京路、廣西路口西側的南面的工部局市政廳，隨後26日又舉行了一場。 據克萊斯勒的友人記載，首場演出節目包括：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普尼亞尼《前奏與快板》、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舒伯特《芭蕾曲》、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太陽頌》，和克萊斯勒原創的《維也納隨想曲》和《中國花鼓》（本文已於所附各連結下指出較詳細樂曲資訊）。 曲目中包含兩首協奏曲，而且克萊斯勒的許多小品也都有管弦樂編曲，不過，此行其他音樂會均由鋼琴伴奏，所以和梅百器指揮的工部局樂隊合作的可能性不高，而是協奏曲改為以鋼琴伴奏，這在當時相當常見。 克萊斯勒的著名小品《中國花鼓》早於10多年前就創作。當時他在舊金山旅行，當地的唐人街是美國歷史最悠久、最大的亞裔聚居地。克萊斯勒被「華埠音樂」所吸引，而創作了這首彷彿鑼鼓喧天、充滿節日歡慶氣氛的中國風小提琴曲。原標題採法文（而不是克萊斯勒的母語德文），在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得全球超級大國地位而建立英語霸權之前，法語是歐洲各國外交通用語，在創作的時候，對克萊斯勒而言，中國還是藉由國際語言想像的「遙遠遙遠的亞洲大國」。 清宣統三年（1912）六月創刊、中美雙方各佔一半股份的上海英文《大陸報》（China Press）頭版頭條刊登長篇克萊斯勒訪問。專訪記者非常好奇他如何寫出《中國花鼓》這樣的樂曲，克萊斯勒的回答：「*一直以來我都在學習中國的事物，十分熱衷於他們的輝煌成就。正是我對中國事物的愛給我靈感，創作了《中國花鼓》，這曲子代表我對中國的理解*。」 「*你或許會覺得，我從來沒有來過中國，卻企圖將中國音樂傳遞給西方人，這樣做過於冒昧和自以為是，但是比我更有名的作家和音樂家們提供過解釋」，「歌德和席勒在去意大利之前，就寫下了關於意大利的一些美妙故事，並且後來得到現實的佐證」，「來到中國，我希望聽到中國第一流的音樂，看看我的創作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印證*。」 27日，克萊斯勒一行離開上海。在當地成功演出之後，大師卻頗感遺憾，據經紀人司脫克轉述：「*在上海演奏數次，聽者除外人外，未見一華人影子，甚以為怪。何以中國人對藝術趣味如是之薄*？」這呼應前引田邊尚雄的觀察，也是如魯賓斯坦等名家大師到訪時均曾遇過的情況。 克萊斯勒重返日本演出。5月下旬才離開，取道朝鮮、奉天，抵達天津、北平。原本僅在北平租界為外國人演出，但在文學家徐志摩倡議下，首次為以國人為主的聽眾加演，彌補了上海演出的遺憾。 ▲克萊斯勒上海首演的壓軸曲目為在美國想像東方大國的著名小品《中國花鼓》（Tambourin Chinois，Op. 3，1905） ，這首曲子在隨後的北京和日本演奏會中都會出現，連結為1928年，克萊斯勒東亞行5年後的錄音